王旭东    作者文集

    据5月31日《东方今报》报道，为了让孩子能够顺利地进行高考，家长们提前就订房、订车，忙得不亦乐乎。有的家长还在房间号上下足了工夫，酒店带“4”、“0”的房间备受冷遇。

    高考订房、订车选择号码原本不算什么热点新闻，不仅每年都有，也不限一地一区，可谓普遍。这些所谓的“迷信”行为到底起不起到作用，又会不会产生负面影响，恐怕也只能从是否寻找到一种考前、考中的“心里安慰”来推定，严格意义上讲，这是不是一种“迷信”也有待考量。有些更直接的迷信，诸如考前拜佛、烧香、抽签等，也在高考前夕十分盛行。高考前后的“迷信”行为很大程度上缘于对高考的过度“迷信”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高考迷信很大程度上缘于高考制度。

    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今年是恢复高考30周年，有道是“三十而立”。关于高考“革命”与“改革”之争再度响起。国家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戴家干5月28日做客人民网时指出，恢复高考不仅仅是恢复了一种考试制度、人才选拔制度，更重要的是重建了社会公平与公正。高考中的问题还是要不断地通过渐进式的改革来解决，而不能“先破后立”，搞激进式、颠覆性的“革命”。高考走过三十年历程之后，人们对高考制度的反思是应该的，怎么反思，怎么改革至关重要。

    不可否认，高考制度在选拔人才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与些同时，高考制度也带来了一些与生俱来的弊端——一考定终身，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人才培养多元化的“瓶颈”……其实，高考制度的改革在局部高校已进行尝试，只是目前其效果还没有充分显现而已。对高考的“迷信”，其根源在于高考已浸入社会的每一个细胞，使高考不仅成为教育上的“指挥棒”，某种意义上也成为很多社会行动的“指挥棒”。

    破除高考迷信尤为重要，破除之策惟有从高考制度改革入手。如何进行改革，不妨广泛听取方方面面的意见，甚至可以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的讨论，毕竟高考牵着千家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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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教育部“严禁”莫成“言禁”

    “严禁”固然严厉，但如果“严禁”只贴在墙上、挂在嘴边，而有关部门却不能按禁令的要求严格督导、检查，那么这些所谓的“禁令”也就只是一种“官场道具”。而这种形似“稻草人”的“严禁”，又有几个人真拿它当回事呢？

    任何一项制度设计除了要考虑它的操作性外，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其实际效果。禁令不发便罢，一旦发出就要令行禁止，也只有这样，才能强化禁令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否则，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从长远看也不利于政府公信力的提高。要知道，营造一种良好的高考秩序，决不是发几个禁令就这么简单能解决问题的。禁令发布之后，有关部门究竟采取了哪些有效行动才是至关重要的。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