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日前被一审判处死刑。经查明，郑先后收受8家制药、医疗器械等企业的贿赂，款物合计达649万余元人民币，其中一家企业竟一次向郑行贿290万元人民币，单笔行贿数额如此之高，在办案人员的印象中也是不多见的。

    我国《刑法》规定，行贿罪当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行贿罪立案标准为：个人行贿1万元、单位行贿20万元，但是，如果行贿对象为3人以上，或者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因此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尽管行贿数额分别低于1万、20万元，照样应当立案。可见，法律对行贿罪的构成和惩处规定是非常具有可操作性的。

    而事实上，在许多案件当中，“行贿非罪化”的倾向越来越严重。据《半月谈》报道，一些地方法院一年审理受贿案件多达200多件，行贿案件仅约十多件；去年7月31日，有关方面向媒体介绍了商业贿赂专项治理工作的成果，通报了15起典型案件，其中没有一起是行贿罪的案例。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不少人认为，行贿者多属于“无奈”、“被迫”，同样是“受害者”。其实这样的社会认知与实际情形恰恰相反，尤其是在药品、医疗器械、工程建设、政府采购、土地出让、招标投标等商业贿赂多发的行业，行贿者并非“被迫”，而往往是“主动出击”，不法商人把行贿当作拓宽市场的一种手段。一旦行贿成功，回报可以高于行贿的数倍甚至更多，可谓“行贿一只鸡，得到一头牛”。所以，行贿者绝不是“受害者”，而是贪污腐败的“受益者”，理应受到严惩。对行贿犯罪惩处不力的另一个原因，是商界不少人认同这样一种“潜规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企业离开了“打点”，就难以生存，法律对此不宜过多介入。这种“潜规则”实际上也常常影响到司法部门的运作。对市场经济的这种误解，以及对行贿的宽容，正构成了对市场经济的伤害，恶化了商业气氛，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

    从司法角度看，行贿罪较少受到追究，特别是单位行贿罪更少被追究，原因还在于对行贿罪的认定存有异议。如刑法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行贿，构成行贿罪。但在某些人看来，为了企业的发展而行贿不算是谋求“不正当利益”。因此，“利益”的正当性如何界定，仍需要相关法律的细化规定。

    “行贿非罪化”倾向不仅直接削弱了法律的公平性，还严重干扰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成为诱发腐败的主要源头，对此种倾向，有关部门有必要予以高度关注。不仅对日益猖獗的商业贿赂应该严厉打击，同时，在舆论方面也应做足工作，比如说，司法机关在公开对受贿犯罪的严惩结果时，也应当一并公布与此案件相关的行贿者处理情况。只有这样，日趋严重的“行贿非罪化”倾向才会受到遏止。（李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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