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试点即将开闸。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今年开始在中央本级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地方试行的时间、范围和步骤由各地政府决定。这也表明国企只上缴税收不上缴红利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按照通俗的说法，所谓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指的是政府针对国有企业经营性收支的计划，即政府作为股东，对国有企业的利润提取分红和进行再分配。（《东方早报》5月31日）
对国企利润提取分红和进行再分配，这无疑是个令人振奋的消息。过去，国企不上缴红利，那是因为企业需要发展成本，这种成本包括改制、扩大规模和再生产等等。而事实上，对有些国企而言，还要扭亏为盈，这就像一名刚毕业的贫困大学生，刚工作挣到的钱立马就要拿去偿还读书时的债务。但现在，我国许多国有企业比如石油、天然气、电信、电力等等，已经走出了困难时期，利润储蓄处于高位水平。资料显示，2005年，全国国有企业利润总额达到9000亿元，占GDP的5％，是有能力将丰厚利润分出一部分反哺于民的。
但如果国企上缴了红利，老百姓却看不到实际的好处，受不了益；或者分红向个别部门倾斜，少部分人受益，这样的上缴、分红，想必会失去其根本意义。那么，如何做呢？
经济学家高路易（LouisKuijs）曾指出，除非经过全国人大的预算程序批准，任何人都没有合法的权力来决定如何使用红利。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要使公共开支在不同部门之间按优先顺序进行更好的配置，必须有一个统一的预算分配过程，即按照一套统一的标准来分配所有的公共财政资源，以满足公共需要，以提高教育和医疗卫生等等许多社会服务的公平性和效率。
事实上，早在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米德在《经济分析与政策导论》一书中就“国企分红”提出了构想：国家将从投入社会化企业的资本和土地获得的利润，可以将其一部分作为社会分红分给消费者，将另一部分作为对社会化企业的再投资。1938年，米德又在《消费者信贷和失业》一书中，进一步明确将直接分给每个公民的“社会分红”作为“反周期”的政策工具，使它起到在经济萧条时期的扩大消费的作用。
就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说，将“红利分给消费者”比将“分红”作为“反周期”政策工具更为迫切。这是因为，我国当前的教育尤其是农村义务教育、医疗、养老、农村建设等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急需资金填充。这些问题都是十分迫切的，并与社会矛盾环环相扣。而国企的出资人又是全国人民，政府作为出资人的代理机构，理应为全国人民提供以上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
有鉴于此，上缴红利转化为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是国企分红的题中之义。类似的操作有不少先例。比如，自1982年以来，美国阿拉斯加州政府用该州的石油资源收入，拨款设立一个独立运营的“资源永久基金”，迄今连续20多年给在该州居住6个月以上的公民发放“分红”，每人每年几百至上千美元不等。不仅如此，他们还能享受到分红作用在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上的益处。我们的国企分红，也应该尽可能让绝大多数人受益，让那些急需教育、医疗、养老救助的贫困弱势群体享受到最大恩惠。(十年一刀)
期待国企上缴红利能“泽被众生”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认为，国企分红最重要的是必须让钱分到个人手里，将这部分红利通过“减税”等途径惠及民众，让普通百姓分享到国企分红成果。从当前现实来看，无论是资金缺口较大的义务教育领域，还是公共卫生领域，都亟需这些国企红利的“注入”。而在当前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尚不完善的情况下，老百姓对国企红利更是怀有相当高的民生渴求。
国企分红方案有损企业市场品格
不论从公司法还是从市场角度，出资人按照所出股份获红利天经地义，但必须遵循相关的法律法规。公司按照赢利情况，以企业的财务预算为基础，通过合法程序一视同仁向所有股东分配红利。财政部这位分红者由于权力极大，并且事先根据划定的宏观布局收取红利，红利征收权高于企业财务预算权，如果一家企业属于被指定的落后行业，即便企业财务状况不好，也只得按照高比例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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