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出台《关于加强和规范广州市人大代表活动的若干意见》，从代表依法履行职务、代表开展活动、拓宽代表联系渠道、保障代表知情权等15个方面，规范代表活动的方式和方法。其中最值得关注的莫过于首次明确提出“人大代表履职实行考勤登记”，而且以此作为换届时代表能否连任的参考。(5月29日《信息时报》)

    部分人大代表连正常的人大会议都难以按时出席，近年来不时见诸报端的此类消息，深深刺痛了公众因民主意识不断高涨而热情的心。从这个意义上讲，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出台“人大代表履职考勤登记”制度，并以此作为淘汰人大代表的参考依据，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虽然具有进步意义，但这种“履职考勤登记”制度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的尴尬：考勤登记制度只是一种行政管理手段，而人大代表的淘汰监督机制，却应该通过民主选举程序，两者“风马牛不相及”。当行政化管理手段和民主权利在对人大代表的“履职考察”上邂逅，恐怕体现的并非对人大代表监督的加强，而是选民权利在对人大代表监督制约上无足轻重的尴尬。

    公众通过社会契约让渡给政府的行政权力、税收收入等，恰恰需要公众另行选出来的代表进行监督审查，因此选民自然会对代表的履职情况“关爱有加”，毕竟这涉及选民能否将对政府的监督落到实处的问题。但现在，当选民对人大代表的监督权、罢免权等基本约束手段都处于休眠状态时，只能靠“登记考勤”这种行政化管理手段来实现对人大代表的约束。

    然而，泛行政化管理的最大弊端是容易导致人浮于事，让制度目标流于形式或者冷冰冰的数据，而这正是人大代表监督行政机关的重点所在。以人大代表在闭会期间最低12次活动为例，数字上“达标”与否，并非代表切实履职的先决条件。一个次次出席活动的人大代表，可能是一个滥竽充数的东郭先生，但在“考勤登记”制度下，其很有可能被评定为尽职尽责的人大代表，而这显然与制度目标背道而驰。

    公众通过选举程序，另行委托人大代表来监督政府，以实现杜绝“有政绩无实绩”现象的监督目标。但当对人大代表的监督和制约机制，也不幸感染上泛行政化管理下重表象而轻实际的弊病时，由人大代表组成的人大会议，不过是另行设立的一个“准行政机构”，在面对其他受其监督的行政机构时，所能起到的只是叠床架屋的作用。

    归根结底，“履职考勤登记”制度的症结在于人为割裂了本应由选民通过民主程序来考核人大代表履职能力的内在逻辑，把在代表履职认定上最重要的选民放在一旁，由此导致了选民权利的尴尬。

    在《宪法》规定的选民权利尤其是罢免权常常处于休眠状态时，选民通过选举所能实现的“客观认定权”，却不得不让位于泛行政管理下的数字考核，这不能不说是民权时代的尴尬。（志灵）

广州规定人大代表履职要考勤登记 换届参考考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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