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确实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连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讨论审计工作面临的任务时都要谈到。他近日表示，社会不公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马太效应”，穷人愈穷，富人愈富，这与和谐社会不相容，“应引起大家的关注”。

    大家早就注意到了，而且，各种议论早就充斥媒体、会议、论坛。但是，在关于贫富差距的多数讨论中，存在一种相当明显的物质主义心态，即过于关注当下的财富分布格局，从而很自然地主张财富再分配的解决思路；过多地关注，比如说最富的10%人口与最穷的10%人口的财富相对比例，因而很自然地对现有财富分布格局提出一个零和博弈的解释：穷人之所失，变成了富人之所得。

    这两种倾向是危险的，并且，从根本上说，没有瞄准正确的问题。在亚当·斯密所设想的“自然的自由”社会中，由于人是平等的，而人的天赋、家庭环境、技能以及运气又必然是不同的，因而，不同人的收入必然会有差异，甚至相当大。但是，除了某些多愁善感的文人之外，大多数人不会把这当成一个严重的问题来看待，假如这个社会真的处于“自然的自由”状态。

    所谓“自然的自由”意味着，机会向所有人开放，每个人只要愿意，就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自己的处境。相对于欧洲，美国社会内部群体间的贫富差距要大很多。但当很多人因此抨击美国式自由市场时，却往往忽视了法治下的自由市场内在具有的改善穷人境遇的机制。

    来看一组统计数字：在美国，1975年被归入最穷的五分之一群体的人口，其中只有5.1%到了1991年仍属于最穷群体。与此同时，其中的30%流动到最富裕的五分之一人口中，60%则进入最富裕的五分之二人口中。平均而言，美国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只在那种水平上停留4.2个月。当然，不断有新的穷人补充进来，包括新移民、学生等。只有4%的美国人属于长期贫困，也即处于贫困状态以下达两年以上。

    因此，在讨论贫富差距问题时，横向的观察视角是必要的，即对某一个时间点上不同人群财富的相对占有状况进行分析；但纵向的观察也许更重要，即某一个人改善其境遇的可能性有多大，或者说2000年被划入最穷群体的人，到了2005年、2010年，处于某个收入水平。

    后一个观察视角也有助于提出更具有建设性的解决思路。一个好社会不可能是人人财富平均的社会。程度稍弱一些的财富再分配政策，如果没有法治、民主的架构约束，则很有可能扩大贫富分布不均，而不是缩小之。这样说来，一个好社会，其实也就是穷人改善自己境遇之机会不受到强力限制的社会。

    基于这种观念，则“穷人愈穷、富人愈富”现象，还需要深入和理性地分析。在特定时期，比如，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体制过渡的时期，或者在全球化初期，贫富差距完全有可能自然地扩大。真正重要的问题其实是：穷人的机会是不是受到了刻意的限制？

    从这个角度观察，我们更应该关注垄断与特权导致的机会分布不均等，因为这会妨碍穷人改善自己处境的努力。比如，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小摊贩对自己经营工具的权利、农民工在城市享受平等公民权的权利、工人与企业主平等讨价还价的权利等，这些得不到尊重，穷人愈穷、富人愈富的财富分配格局就很难改变。因此，强调穷人富人的差距，眼睛只盯着现有的财富分配格局、单靠收入分配政策本身，还不足以完全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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