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量重症病人成为欧美医药企业试验品的背后，掩盖的是国人医疗状况的多重悲哀———既有贫穷的原因，又有医疗水平低、看病贵等原因，更有医药市场监管不力的原因。在“试药员”这个特殊群体的合法利益面前，每一个相关部门都没有理由无动于衷，更不能见利忘义。

    美国最新一期《商业周刊》报道，中国大量的癌症、糖尿病、心血管病患者以及世界流行的各种各样的传染病吸引了遍布欧美的药品和医疗设备公司的注意力。这些公司正在中国扩大医疗设备的研制和试验工作。中国医药部门曾为颇具风险的试验大开绿灯，其中包括会改变患者基因的干细胞注射疗法。(新华网5月21日)

    尽管报道中“成为试验品”的字眼让人惊心，但对于做“试药员”，我们仍然不该一棍子打死，毕竟医药产业的进步不能离开这个特殊群体所作的贡献。但在报道中，最让人心痛的是这样一句话：重病治疗公司在美国苦于找不到足够的病人参与临床试验，而在中国却不成问题。何以如此？在大量重症病人成为欧美医药企业试验品的背后，掩盖的是国人医疗状况的多重悲哀———既有贫穷的原因，又有医疗水平低、看病贵等原因，更有医药市场监管不力的原因。

    此前国内媒体对于“试药员”这个特殊群体略有报道，调查发现，这个群体主要包括两类人：一是穷人，为了获得高额报酬挺身而出；二是重症患者，陷入绝望，索性最后一搏。不论是哪一种，在当前情况下，似乎短期内都难以避免。

    西方医药公司称，这样的局面实际上令中国人“受益匪浅”，中国的医生、护士和研究人员还可以由此“提高对临床医学的理解”。看到这些由同胞的身体换来的“好处”，让人实在难以高兴。更加残酷的现实是：我们可以使劲批评我国的贫困与医疗水平低，但依照当下市场的游戏规则，在全球产业化调整的过程中，在短期内我们无法根本改变如此无奈状况。因此，当务之急不是陷入欧美公司是否应该如此的道德争论之中，而是应该积极地为自己国民的利益构建法律防火墙———让试药有健全的法律保障，而不是令一部分弱势者游走于危险的边缘。

    “试药”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几乎所有国家都要面对。但关于“试药”的问题，目前我国的法律鲜有涉及，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26条第2款规定：医师进行临床治疗试验，应当经医院批准并征得患者本人或家属同意。也就是说，目前的“防火墙”只有两道：“试药员”的知情权与医院方面的伦理保障。

    关于第一道“防火墙”，基于前面所说的贫穷、无助等原因，或者由于患者常常欠缺分辨能力，因此患者的“知情同意书”常常沦为摆设，起不到什么效力。有专家就曾表示，在“试药员”不知情的情况下开展试验，是“非常容易发生的事情”。第二道“防火墙”是根据要求，各医院要成立“伦理委员会”，作为试验的监督方，对试验的方案、过程、风险等进行全面审查。按照要求，伦理委员会应该由非医药相关专业的代表、法律专家和其他单位的人士组成，但在现实中，尤其是在医药公司送来的试验“附加好处”面前，伦理委员会所能起到的作用也相当有限，正如报道所言，“中国医药部门曾为颇具风险的试验大开绿灯”，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国“试药员”的外在保护是很脆弱的。如果发生事故，责任者在法律上的代价又是什么呢？根据规定：未经患者或者其家属同意，对患者进行临床治疗试验的，依据情节追究法律责任。问题是，怎么“依据情节”，没有具体的法律惩处规定，“法律责任”又能有多重？巨大的利益面前，如何阻止一些人铤而走险，沦为医药企业的帮凶？

    贫穷或疾病，都不是任何人成为“试药员”的正当理由，在这个特殊群体的合法利益面前，每一个相关部门都没有理由无动于衷，更不能见利忘义。修复脆弱的“防火墙”，让充满风险的“试药”进行于阳光之下，这是“中国式医疗”不可回避的现实责任。（毕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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