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振川指出，当前，相当多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被忽视、被容忍、被谅解。有的领导干部片面强调保护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甚至法外讲情，为犯罪嫌疑人开脱责任，查办渎职侵权犯罪案件发现难、取证难、处理难、阻力大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检察日报》5月10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统计数据显示：检察机关从2003年以来查办的各类渎职犯罪，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高达357.3亿元。同样来自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信息是，从全国检察机关反渎职侵权工作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发现和查办渎职侵权犯罪的数量与实际的发案状况相差悬殊。

    两相对比，不难估计出现实中的渎职侵权犯罪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法治建设损失，该有多么惊人。大量的渎职侵权案件被忽视、被容忍甚至被谅解，关键原因是，大多数渎职侵权案件并非出于权力滥用的“积极作为”，而是不履行职责的“消极不作为”。在由人民检察院管辖的，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类犯罪、玩忽职守类犯罪、徇私舞弊类犯罪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犯罪等四大类渎职侵权犯罪中，除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犯罪外，其他犯罪并不直接指向“具体权利”，而是造成国家和社会的“集体损失”。

    长期以来，对于公职人员的职务犯罪，在观念上有一个误区，即能够被“归罪”的只是那些直接侵害权利或者中饱私囊的行为，比如贪污受贿、刑讯逼供等，而对于诸如渎职之类没有私利诉求，却给国家和集体造成严重损失的行为，一般不认为是犯罪，仅仅属于“思想问题”或者“内部矛盾”，也正是这种观念的泛滥导致了对渎职侵权犯罪的忽视、容忍甚至谅解。

    观念上的错位，带来的是实践中对于渎职犯罪的“从轻从宽”处罚。这在立法上的表现是拔高渎职犯罪的成立条件，比如将渎职的主体按照“身份论”界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不是按照国际通行的“职务论”界定为“公共行政管理机构中任职的人员”；再比如对渎职罪的定罪标准过高，以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为例，法律规定该罪除了要具备客观上“不移交”的行为外，还需要具备主观上“徇私舞弊”以及客观上“情节严重”的要件，这在某种程度上放纵了渎职犯罪。毕竟，一般犯罪理论中，情节轻重只关系到“量刑”，而不能作为“定罪”的条件。

    放纵渎职犯罪在司法裁判中也同样有所体现，甚至在一段时期内，不少法院在审判渎职犯罪案件时，重罪轻判、轻罪判缓刑甚至轻罪判无罪的现象屡见不鲜，并美其名曰“宽严相济”或者“有利于改造犯罪分子”等。可这样的观点根本经不起逻辑推敲，公职人员手中握有公权力，“权力能造多大的福，也能产生多大的危害”，何以公职人员反而比普通人承担更为宽松的道德及法律的追问？

    对公职人员渎职行为在定罪条件上的“高标准”以及在法律惩处上的“低要求”，症结恰恰在于公职人员政治责任和伦理责任的淡化。电影《蜘蛛侠2》告诉我们“权力越大，责任越大”，但《蜘蛛侠3》却揭示了一个更为普遍的真理：权力越大，权力异化的可能性和危害也就越大。这样的判断也适用于公职人员———公职人员的渎职犯罪，表面上看没有侵害到具体的权利人，但却是对“集体利益”的更大损害。可公职人员政治责任和伦理责任的淡化，却让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面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时，不是除恶务尽，而是常常抱以理解、同情和宽容的态度，定罪量刑就低不就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或者以纪代刑、以罚代刑，以至于让太多渎职者逍遥法外，这，不能不说是法治建设中的一大遗憾。（志灵）

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