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学江　作者文集

    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严格控制党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设问题的通知》，不少地方和部门表示要坚决贯彻落实“两办”通知精神。审计署发文称，对党政机关在此类建设中的重大违法违规问题将作重点揭露和查处。

    与此举相呼应，媒体曝光了一些近年来违规建设豪华楼堂馆所的典型。如山西忻州煤监局办公楼，总共10个工作人员，却有几十个办公室，其中30多个设有独立的卫生间，人均200多平方米。重庆万州区天成交通局仅12名在职人员，却建两栋建筑面积达7000平方米的“欧式”风格办公楼。状似“白宫”的郑州惠济区办公楼，占地530亩，楼周围园林、绿地、假山、喷水池、人工湖一应齐全。广东东源县仁塘镇徐洞村耗资400 多万元建一座6层办公大楼……

    报道披露，这次“两办”发通知是为了遏制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第三次”大建楼堂馆所的歪风。发通知肯定比不发通知要好，各地将不得不有所收敛。但人们怀疑，这通知能不能发挥长效，各地能在多大程度上认真执行通知精神。

    在此之前，中央曾发过两次通知，但都没能彻底刹住大兴楼堂馆所歪风，以后会不会刮第四次歪风，发第四个通知呢？

    大建楼堂馆所歪风已刮多年了。到下面走走会发现，这些年来，有多少豪华的“四大班子”的办公大楼，多少气派的法院、检察院、银行、税务所和政府部门办公大楼，多少富丽堂皇的会议大厦、大礼堂、展览馆、纪念馆、什么“中心”、什么“城”……在全国大中小城市拔地而起，动辄投资上亿。可以说，要建的基本上都建了。钱已花了，地已占了，不良影响已经造成了。最近曝光的一些典型多为县级以下的楼堂馆所，说明此风已刮到了基层。

    经济发展了，手头有钱了，适当改善党政机关的办公条件本来无可厚非。问题是刮风，从上到下大刮腐败奢靡之风。贪大求洋，图排场，讲阔气，比奢华，比档次，比气派，一个赛一个。近几年到国外去过的人一定会发现，虽然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但许多地方政府办公楼的水平可是令许多发达国家自叹弗如。

    今年全国两会上，许多代表和委员对我国行政成本居高不下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据全国政协委员冯培恩研究，从1986年到2005年期间，我国人均负担的年度行政经费增长23倍，而同期gdp增长14.6倍，行政经费开支占整个财政开支19.03％，远远高过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的比例。为什么我国行政成本这么高，增长这么快？除了行政人员队伍臃肿，工资、福利、会议费、接待费、小车费、电话费、旅差费等开支庞大外，大兴楼堂馆所肯定是个重要原因。

    以“两办”这样的权威机关再发一个通知，对遏制大兴楼堂馆所之风蔓延当然很必要，但这毕竟属于后制举措，带有堵漏、纠偏、补牢的性质。审计署虽然可以抓几个典型以儆效尤，但已建的大量楼堂不可能拆除，已造成的巨大浪费无法追回，对艰苦奋斗传统的破坏难以修复，对在群众中造成的不良影响难以抹去。

    以笔者愚见，与其现在劳神费力来纠偏、堵漏，不如当年在发第一个或第二个文件的时候下足功夫，如楼堂馆所建设计划的审批程序、经费的审批程序、建设标准、违纪违规者的惩处标准、具体执行、监督和执法主体是谁等等，都有具体明确的规定，并严格实施，那么控制的闸门就可能比较有效，不至于后来泛滥成灾。

    审计署这次提出要对几种严重的情形加以惩处，包括违反审批程序，擅自提高建设标准，贪大求洋搞豪华装修，不惜贷款举债，甚至挪用扶贫款和救灾款等。如果以前没有规定，或只有笼统要求没有刚性规定，那么这次怎么“严加惩处”？最近才提出省部级、地市级和县以下机关办公楼综合造价分别不得超过4000元、3000元、2500元一平方米的规定，怎么能拿现在的规定作为对过去超标的惩处根据？

    羊想往圈外跑，是羊的本性，要防止羊跑出圈，就必须把栅栏做牢靠。找缝隙、找“灰色地带”，“打擦边球”，“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千方百计钻政策和法律空子，在时下的中国已成为许多人，特别是许多地方官员的普遍心态。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凡涉及国家全局的事，凡涉及亿万人民利益的事，包括国家制定重大法律法规，党和政府推出重大改革举措，都必须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基础上作出缜密的设计。既要考虑到利，又要考虑到弊；既要考虑到顺利的一面，又要考虑到困难的一面；既要考虑到拥护者，又要考虑到反对者；既要相信多数人奉公守法，又要防范少数人违法乱纪；既要相信多数干部秉公办事，又要防范少数干部阳奉阴违。特别要警惕文件、方案和政策中有没有留下什么空子可能被投机者利用。针对可能出现的情况，制定周密的可操作的应对措施，把可能的疏漏所造成的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任何文件不能满足于一些原则规定和空泛要求。说加强“群众监督”，就必须具体规定谁代表群众监督，怎样监督；说“按程序办理”，就要明确规定，按什么样的程序办理，不按程序办理会怎么样；说“信息公开”，就要明确“谁来公开”，“怎样公开”；说“从严惩处”，就要把给予什么惩处和怎么“从严”规定清楚，而且由谁执行惩处也必须明确。否则，极易沦为一纸空文，或执行走样。

    一项重大举措，特别是改革举措，如果实施主体思路不清晰，对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估计不充分，应对举措不落实，那就宁可推迟出台，免得走弯路，做“夹生饭”，打“遭遇战”。最近个税申报问题就有教训可吸取。国家税务总局新闻发言人承认，连国税局也不能准确地讲出全国有多少人的收入达到12万元以上，申报的近163万人中就有不少人不在国税局掌握的170万人之中。既然国税局都心中无数，何必不推迟一段时间，待把底数基本弄清、惩治利剑稳操在手之后再来推行这项重要工作呢？其实，很多人对前些年教育改革和医疗卫生改革不满意，也是与实行改革的主体机关对这两项改革的复杂性估计不足、准备不充分有关。

    “谋定而后动”，“天下大事，必做于细”。我们要牢记这些古训，做足工夫于前，确保国家每个重大举措实施后顺利成功，尽量避免反复和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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