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4月23日《瞭望新闻周刊》报道，中国公职人员享受“待遇终身制”的级别在放低，人数在增加，已成为一种令民众与官员疏离的特殊待遇，制造了新的社会不公。有关专家认为，要警惕公职人员待遇终身制的危害，应深化公职人员人事制度改革，把有关资金从这类“待遇”中转移。

    应该说，对于那些给社会做出过贡献的人来说，在他们老了之后仍能保持体面的生活水准，是一个社会对这些贡献者的回报，也是他们应得的。不过，大多数国家在制定养老政策时，都不会给退休公职人员以特殊待遇，而是纳入统一的国家制度体系。公职人员待遇终身制，想来并不是因为公务员或者官员对这个社会的贡献比其他群体（如商人、白领、农民、工人、教师等）更大。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每一个人都有“自利”的倾向，掌握了权力的人也是如此。说到底，这不是某一个群体“占国家便宜”的问题，而是行政权力产生“自利化”趋向的问题。而作为本应服务于社会大众的公共权力，如果任由这种“自利化”选择存在，对这个社会产生的影响将是负面的：其一，在市场经济中，奖勤罚懒、优胜劣汰是市场本身规律的要求。而“待遇终身制”则是对市场规则、按劳分配的极大不尊重，是堂而皇之地要求按等级分配。这会使得人们更加看重权力对财富的分配，而不重视财富本身的创造，对经济成长和社会风气都不是件好事。现今一些有能力的年轻人千方百计地要挤进公务员队伍，或多或少体现了这种趋利性。

    其二，权力的“自利化”给纳税人带来了额外的负担，导致新特权阶层的出现。去年年底，《中国卫生产业》杂志报道，在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850万党政干部群体服务的。卫生部前副部长殷大奎也透露，全国有200万名官员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等，一年开支数百亿元。

    其三，权力的“自利化”对公务员群体也是不利的，一系列的差别化待遇，将使得这个群体与其服务的社会大众越来越疏远，隔膜日增。而对官员群体负面情绪的增长，会导致这个行使公共权力的群体行使对这个社会进行管理和服务职能时，面临更多困难。

    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权力走向“自利化”，从根本上说是权力缺乏监督所致，而不能简单归结为一个群体的素质问题。笔者认为，有两个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一是通过客观而公正的法律，来规范有关官员福利待遇的文件法规；二是加强对权力的直接监督，使其能够自觉规范自身的行为。若想从根本上制止权力的自利取向，使得公务员群体能够和其他群体平等地享受国家赋予他们的各种权利，使行政职务、社会贡献度与行政级别待遇相匹配，更重要的是通过机制性的安排，把官员的行为置于民众的直接监督之下，让他们认识到，如果花纳税人的钱来为自己不当牟利，就是拿自己的政治前途开玩笑。（唐　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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