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副所长何德旭再次撰文提出，利息税不能随意取消。取消派与支持征收派数年公开博弈，说明这一只占国家财政收入1%左右的小税种其意义不容忽视，成为两种税制观念的反映。

    目前我国征收的利息税始于1999年，主要原因是1998年国家经济情况向好，物价下降、商品供过于求、投资速度减缓。另一方面，在银行连续7次降息和采取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后，储蓄存款余额依然持续增长，到1999年6月底，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余额已达59000亿元之巨，银行存贷差达10000多亿元。因此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恢复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征收20%的个人所得税。既然出于经济所需而征，目前出于经济所需，也可考虑通过合法手段停征，两者并不矛盾。

    国际上确实有许多国家征收利息税，也有许多国家并不征收，并且在征收的国家中，具体实施细则也各不相同。出于公平考虑，多实行累进税制，或者设定免征额，或者根据家庭收入状况制定不同规则，因地制宜、依法治税，这才是真正的国际惯例。

    以一个20%的固定税率一刀切并不多见，其目的显然就是为了将储蓄赶出银行，赶进消费市场。可惜这一目的并未实现，在我国多年实际利率为负利率的情况下，储蓄额年年攀升，达到16万亿元以上。

    利息税所起的最大作用是让储户从长期储蓄变为短期，银行实际上成为储户的保险箱，一方面加剧了货币的流动性，另一方面由于贷款利率上限浮动，难以抑制银行的贷款冲动。近两年央行连续出台上调准备金率与加息政策，抑制货币流动性，而取消利息税实际上大幅提高了银行利率，将引发贷款利率的上升，从而抑制投资过热。

    财政部官员与一些来自政府部门的专家认为，取消利息税得不偿失，将使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因为据初步估算，20%的人拥有80%的存款。实际上并非如此，近些年上升最快的是政府与企业存款，国税总局官员曾明确表示，“全国那么庞大的存款数额，富人的存款占了多少没有测算”。即使这一估算属实，我们也应该看到问题的另一面，高收入者有多种投资渠道，并且可以通过企业账户合理避税，而投资渠道少、希望通过储蓄保值的正是那些小额储户，一刀切下去之后，不同的群体承受力截然不同。因此出现了去年下半年和今年的银行存款往资本市场大逃亡的现象。

    货币流动性过剩总要有地方可去，我国投资者受制于理财渠道，投资去向不是银行就是股市、楼市，何德旭先生提出，如果免缴利息税，富人会将多余资金投入证券市场，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应该说的是，影响早已产生，而且影响不小。据央行的金融运行报告，居民个人存款在下降，原因恰恰不是取消利息税，而是因为征收高额利息税产生的负利率，使储蓄成为得不偿失的行为，如果要抑制资本市场的过剩流动性、抑制过高的房价，取消利息税才是上选。

    利息税是一项经济调控举措，当负效应日益明显，就有必要通过合法的渠道及时更正，当断则断，免受其乱。那些为利息税找到的主要理由是值得商榷的。（叶　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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