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一本三联书店出版的新书——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的自传《穷人的银行家》，仅仅只读完序言部分，我就和该书的翻译者吴士宏女士一样，对这位善良而睿智的孟加拉人“充满了激动和崇拜”。

    1974年，孟加拉陷于饥馑之中。随后，瘦骨嶙峋的人们开始出现在首都达卡的火车站与汽车站，很快，这些小股的人流渐渐变成了一场洪水，饥饿的人们涌遍全城。他们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以至于无法确定他们是死是活。无论男人、女人还是儿童，都是一个模样：老人看起来像孩子，而儿童的模样更像老人。这些饥饿的人并不念叨任何标语口号，对那些衣食无忧的城里人也没有任何的要求，他们只是静静地坐在马路边或台阶上等死。

    一幕幕令人悲伤的场景，让尤努斯再也无法安心地在教室里向学生讲授那些高雅的经济学理论，讲述那些虚幻之极的故事，他决定从那些理论中、那些课本中逃离，去发现有关穷人生存的实实在在的经济学。从这一刻起他开始试验，先是创立了“小额贷款”的模式；7年之后，又在孟加拉创办了世界上第一家专门借钱给穷人的银行——格莱珉银行（孟加拉语，意为“乡村的银行”）。30多年过去了，格莱珉银行现已拥有300多万个借贷者，其中95％是赤贫的妇女，年贷款额5亿美元，还款率99％。

    格莱珉模式颠覆了银行业长达几百年的法典，它向世界证实：银行业可以不借助抵押品、法律手段、团体担保或连带责任借款给穷人；穷人可以通过借贷提高收入，摆脱赤贫；他们还可以储蓄、投资、用银行贷款建造房屋、送子女上学乃至接受高等教育，甚至建立自己的养老基金。这一模式如星火燎原，在孟加拉乃至全世界得到扩展和复制。

    尤努斯创造了奇迹，而这一奇迹反过来又证明了他的坚定信念：借贷是穷人也应拥有的权利，而为穷人提供小额信贷，是消除世界性贫困的最有力的武器。

    在被尤努斯深深感动的同时，让笔者不由地联想到中国银行业的种种现实表现。

    国家助学贷款制度自1999年正式提出来以后，一直处于艰难前行的状态。近些年来，当在校贫困大学生的比例已经高达20％、特困生的比例已接近5％的信息广为传播，教育部门声嘶力竭的呼声不绝于耳时，以“代表国家利益”自居的国有银行，给人印象依然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形象，一个无动于衷的形象。除了偶尔听到他们担心助学贷款会形成呆账、坏账的声音以外，既看不到他们有什么制度创新的举措，也看不到他们有什么同情的面孔和积极的行动，相反，他们还常常因为学生助学贷款金额小、数量多、麻烦大，显得很不耐烦，很不情愿，甚至把不少具体工作干脆直接推给学校。

    对比尤努斯的工作来说，他扶助的主要对象是那些穷乡僻壤的贫困妇女，作为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中国大学生群体，他们的潜能及素质应该更具优势，如果银行业有好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贫困大学生就不会成为一个突出而严峻的社会问题。

    教育储蓄的政策也是同样。本来教育储蓄免收利息税是鼓励老百姓重视教育、投资教育的一件好事。出于担心有些人借此偷税漏税的考虑，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和教育部三部门联合作出的相关规定，让参加教育储蓄的储户取款费时又费力，难于上青天。众所周知，计划生育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一对夫妇也就是一个孩子，拿着户口本给孩子办的实名制的教育储蓄，最高限额也就是两万元，即便是逃税，又能逃掉多少呢？其实在来来回回的折腾中，国家减免的那点利息早在“运动”中全部花费掉了，家长们甚至还要倒贴。

    真不知道诸如这样一些与老百姓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政策，是制定者们根据什么经济学模型设计出来的？抑或是坐在办公室里纯粹靠拍脑袋拍出来的？

    发展、改革中国需要真正的银行家！而对人民命运的关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才是银行家推动制度创新的根本动力。银行家的产生和出现需要一定的环境和土壤，高度集中、只对上负责的管理体制往往会抑制创造性，滋生官僚气。（谢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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