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改革勿忘“发展中人民”

正如国务院参事任玉岭说的，“房价越来越高，与住房过分强调市场化，忽视社会保障功能有关。”国外一般房价同家庭年收入之比为1∶3到1∶5，即一般5年以内家庭收入可以购买一套住房。而在中国一般需15年到20年的家庭收入才能买一套房。一个普通工人买一套房，按100平方米计算需要100年。除了杯水车薪而且普遍变质的城市经济适用房之外，我们几乎看不到现行体制中反映在居民住房上的公益性。

而无论是法国通过“可抗辩居住权”法案，还是韩国青瓦台高官为房价过高辞职，都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世界共识”：政府对房价过高是负有责任的，政府有义务实现人人有房住的基本权利。政府不应该把公众的住房需求全部推向市场，更不能在作为人民基本生存必需品的住房上大牟其利。

发达国家尚且如此，何况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呢。有“发展中国家”，自然就有“发展中人民”。面对世界时，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这是国情；面对国内时，我们有“发展中人民”，这同样是国情。制定包括住房改革政策在内的任何关涉公共利益的公共政策时，都不能回避这样的国情。这样的国情决定了，政府无论是制定公共品价格，还是维护必需品价格，都应以自己承担更多责任的方式实现对国民基本人权的维护。

很多的时候，我们只记得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因而宽容“有中国特色”的很多乱象；却遗忘了我们相应还有“发展中人民”，因而需要政府承担更多责任：我们是“发展中人民”，所以无法接受如此高企的房价，但是作为文明的一族，我们同样需要住房；我们是“发展中人民”，所以无力“为市场承担代价”，自然只能把更多“居者有其屋”的期望寄托在政府身上。在公众福利的市场化进程中，“发展中人民”需要渐进的、多元的改革，“发展中人民”承受不起激进的、一刀切的革命。

当“发展中人民”成为“房奴”，为住房这样的基本必需品而出现心理焦虑、迷茫、压抑、困惑、悲观和不安时，他们的“发展”前景必然是要受到影响的，至少是要延长停滞于“发展中”的时间。人民的“发展”前景受到影响，国家的“发展”前景当然也要受到影响；人民的“发展中”时间延长，国家的“发展中”时间当然也要延长。

当前，已经提前实现富裕的只是很小一部分人，其余贫穷的大多数都是“发展中人民”。这个意义上，政府应为占居民人口70％－80％的工薪阶层提供经济适用房（其中享受廉租房比例约为20％），完全符合“发展中人民”这一国情。能够切实考虑到这一国情，国务院参事室的这份房地产改革建议，已经很令人欣慰。（舒圣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