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状告教练王德显一家三口租住通州，生活窘迫欲出售所获10余枚奖牌 来源：新京报
乐 毅 作者文集
迫于生计，昔日的国际马拉松冠军艾冬梅近日决定变卖自己在运动生涯中获得的15枚奖牌。仅仅两天时间，已有数百人在“抢购”那15枚奖牌，连铜牌都有人愿出5000元买。（《中国青年报》4月10日）
对艾东梅不得已出售体现自己过往人生价值的奖牌一事，公众普遍表示了同情。不出意外，艾冬梅将能赚到她所预计的租个柜台卖童装的启动资金。熬过生命中的这段艰难岁月，等待王德显案开庭，在法庭上寻回公正。
然而，此事虽然有光明的一面，更多的却是带给人们的沉重思考。目前我国注册的专业运动员约5万人，在非奥运年有近万名运动员退役，奥运会年的退役规模则更大。但得到“妥善安置”的却仅有千人左右。其他都只能进行所谓“一次性补偿”，补偿金额由各地方体育局自己做主。富的地方多一点，但是大部分地方也就是几千元，而且真拿到手还要一番周折。可以说，艾冬梅的境遇很有代表性。许多运动员在“举国体制”下也面临着同样的困难。
“举国体制”是计划经济年代的产物，在国家经济实力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优先发展高水平竞技体育，使中国迅速成为竞技体育强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但同时“举国体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我国的职业运动员文化基础较差，除了体育，他们没有专业技能，也没有足够的文化基础去学习，只能在社会上做些最低技术含量的工作，以菲薄的收入度日。其中那些在运动生涯中留下了伤病的运动员，就更悲惨了。象艾冬梅、邹春兰们毕竟还有奖牌可卖，有新闻价值可以吸引媒体，而更多的退役运动员连这些交易资本都没有。
以前“举国体制”下的专业运动员都是铁饭碗，这也是当初很多家庭愿意让孩子放弃学业，去搞体育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我们不能保证他们都有工作了，那最起码相关部门应当拿出一笔钱来，为退役运动员进行必要的专业技能培训，让他们有一技之长到社会上去谋生。这既是对运动员们负责，也对中国体育事业吸引优秀人才有利。
明年，奥运会将在北京举行，在奖牌与国家形象之外，也许我们也应该为做出贡献的运动员们多考虑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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