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爱书将不再难

    《第四次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调查》结果显示，从2001年到2005年，我国国民阅读率持续走低。2005年识字者阅读率为48.7% ，比1999年下降了12.7%。这一调查结果，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在“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建议设立“国家阅读节”，用以推动国民的阅读。笔者认为，这一建议的愿望虽好，而在妨碍阅读的因素未得到化解之前，增设“阅读节”没有太大作用。究竟是哪些因素妨碍阅读呢?本文拟作如下回答：

    一、公共图书馆缺位，满足不了人们的阅读要求。公共图书馆是为国民提供阅读条件的主要场所，各国一般都有自己的公共图书馆。20世纪70年代，国际图联还颁布了“公共图书馆标准”。该标准规定，每5万人应有一座公共图书馆。用这一标准来衡量，我们公共图书馆缺口较大。据媒体报道，我国平均每45.9万人才拥有一座公共图书馆；人均图书占有率不足一册，而且藏书大都比较陈旧。这种情况就自然造成公共图书馆为阅读服务的严重缺位。

    二、书籍定价太高，使人们的购书热情受到抑制。传统意义上的爱书一族，以读书为乐，也以购书、藏书为乐。然而，由于书价涨幅太大，挫伤了他们购书的积极性。有记者作过这样的统计：一套平装版《红楼梦》1982年定价3.7元，2006年定价54元，涨幅近15倍。目前，书店上架的书一般在20元以上一本。稍厚一些的书则要30-40元一本，至于精装的书籍就更贵了。虚高的书价让不少人望而却步。

    三、书店以卖书为业，无坐阅、借阅等服务项目。书店，特别是大型书城，上架的书籍多、种类齐、更新快。男女老幼、各行各业一般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需要的书。因此，不少人把逛书店当做是一种享受。但是书店不具备公共图书馆的功能，既没有摆上桌椅供人坐着阅读，也不能借阅和复印。而抄书和拍照，是不受书店欢迎的，甚至是被书店严加禁止的。

    四、“戏说”和“恶搞”名著，让很多人无法接受。名著，特别是经典著作，都是在历史长河中，经过大浪淘沙沉淀下来的精品。一些经典作品的格言被广为传诵，一些文学名著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已家喻户晓。而遭到“戏说”和“恶搞”之后，则让很多人无法接受。例如《西游记》遭“恶搞”之后，六小龄童非常担心，他曾对记者说: “现在一些改编者让孙悟空跟女妖谈恋爱，或者写孙悟空的‘一夜情’”，这样做，“会对不读原著的年青人造成误导”。无疑，一些有责任心的父母对这种“恶搞”式的“改编”工作，避之犹恐不及，决不会让自己的孩子沾边。

    五、为炒作而出的书，缺少阅读价值。为炒作而出书的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某些地方官。他们出书是附庸风雅，为升官造势。这些书或因言行不一而遭到唾弃，或因枯燥乏味而无人问津。前者如原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就是一个“文”与“行”反差极大的人。他在其散文《茶话》中写过这样一段话：“做人，应多一份淡泊宁静，少一份乖戾张狂；为官，应多一点贡献，少一点索取。”读者如果只读其文不了解其人，可能满以为作者淡薄名利、为官清廉。而实际上，李大伦却是一个利欲熏心、以权谋私的大贪官。后者如安徽省原林业厅厅长唐怀民，他在任县委书记期间，以宣传当地“口子酒”的名义为自己捞上一把，写了长篇小说《张果老外传》，并出版了6万册。由于该书缺少可读性而不受欢迎。即使强行摊派，“到他被‘双规’时，还有两万多册没卖出去。而一些单位买的书实在太多，只好堆在仓库或办公室里，后来干脆当废纸给卖了”（见2007年1月22日《民主与法制时报》）。

     另一类是某些明星。他们利用人们对明星的好奇心，在书中以其“隐私”作为卖点，既想赚钱，又想吸引眼球。这样写出来的书，以内容浅薄、品位不高者居多。除受其“粉丝”热捧之外，更多的人是不屑一顾的。

     六、上班族没有时间读书。上班族除忙于上班之外，已为人父母者下班后也不得清闲，还要忙着陪孩子练琴、学舞、习画，以及参加外语培训班等。如此之忙，他们怎么有时间静下心来读书？

     七、完全依赖上网的人不习惯读书。

     以上七点，从不同方面影响了人们阅读的积极性，妨碍了读书风气的形成。为此，有人感到忧虑，有人表示无奈。还有人以调侃的口气说：“爱一本书真难！”笔者以为，仅仅感到忧虑是不够的，表示无奈或进行调侃更是无济于事的。而要改变阅读现状、掀起读书热潮，就必须要求写书人多一些积淀，少一些抄作；读书人多一些勤奋，少一些浮躁。就必须为阅读提供充足的物质条件；必须营造浓厚的读书氛围。一旦这些目标得以实现，全民阅读将蔚然成风。到时候，人们将把经典名著当做“文明的使者”；把优秀书籍当做“亲密的朋友”。展望明天，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爱书将不再难！（雷新军　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