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7日下午，沈阳一押钞员开枪打死与之发生口角的储户，当地警方尚未对此案定性，涉案两名保安已被拘留。有人称，据银行监控录像显示，双方没有肢体冲撞，从画面上只能看到死者与一名押运员交谈，而后另一名押运员进来直接打死了当事人（见4月10日《南方都市报》）。

    悲剧，终于以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方式表现出来了，人们对于这样的个案的关注，与其说是对被害人最大程度的同情，不如说是对于自己处境的关心。这样的事件，再一次让我们思考：为了银行的安全，是否我们必须忍受银行运钞车随意在大街上停放、服务通道与安全通道不分等带来的种种不便与风险？

    坦言之，这一个事故看似一个孤立的个案，但同样的阴影曾经在我的心头挥之不去：银行与我的作息时间同步，面对停放在自行车道上的运钞车押运人员的枪口，我总担心自己不小心碰撞了运钞车而遭到误解伤害，担心押钞员手中的枪会不会突然走火，对于在人行道上逆行的运钞车，我敢怒不敢言。

    在我看来，银行对于自身安全的重视是应该的，但是我们对于自己生活的便捷与安全的关心也是正当的，银行不应该将不合理的风险强加给守法的公民，为了自身的安全给民众增加额外的义务。银行是个营利性的机构，其应该为了自身的安全进行更多的投资，将其他人员的不便减少到最低：比如银行应该将服务通道与安保通道分开，使得人们上银行时不至于与安全保障发生冲突；再比如银行应该将经营区域与公共区域分开，不能为了自身的安全而增加公众陷于危险的可能———不独是押运员枪口对人的风险，也有运钞车停放在公共场所诱发的抢劫伤及无辜的风险。

    如果这样，银行经营的风险将会最低，而公众的风险也将会最低，这是一个双赢的结局。但是这样做最大的困难，在于会增加银行硬件建设的成本。此时，一些银行经济人的本性显示出来了：为了利润，他们将运钞车停放到自行车道、人行道等地方，并且进行高度警戒，而不问如此而为将会给其他人的生活带来多大的不便与压力。

    案件已经发生，当前最重要的就是进行必要的反思：银行作为营利性的机构，为何不进一步加强自身的安全保障，为何以额外增加公民风险的方式来减少自己的危险？假如这样的问题不解决，随着社会治安形势的变化，类似的事件如何根本杜绝。因此，我们希望银行营业网点硬件设施一定要到位，我们不能听任其以占用公共设施，加大公众风险的方式来满足自身需要。（邹云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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