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一项上海4000户入户调查，仅有1%的人表示愿意做工人。人才就业意向根据频率高低依次为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垄断性企业、金融保险和竞争性企业等。有研究者指出，“这一调查结果表明‘官本位’等传统观念的影响根深蒂固，也说明我国企业人才开发存在问题。”（4月8日《北京日报》）

    企业人才开发存在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不过，若说被调查者不想当工人而想当官是受“官本位”等传统观念的影响，未免有失公允。

    趋利避害乃人之本性。不可否认，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确有着浓重的“官本位”观念。但是，“官本位”并非可以流传的价值，它并不像自由、民主等思想那样具有普适性。

    事实上，以职业分途命名的“某某本位”，既没有任何传世价值，也不具备对后世的指导作用，它充其量只是一种趋利避害的取舍。所以，今天许多被调查者表示自己愿意当官而不当工人，并不因为“‘官本位’等传统观念的影响根深蒂固”，而是因为他们认为做官比从事其他职业更实惠、更有益。他们选择自己的职业与生活，就像在市场中选购商品，力求物美价廉。

    真正的批评来自“只有1%的人想当工人”。透过“做工冷”与“做官热”，人们看到了社会分配方面存在的较大差距，“官本主义”仍然大有市场。资本家可以通过资本获得剩余价值，一些善于权力寻租的“官本家”们同样致力于赚取利润。相较之下，工人则多生活于社会底层，无论是在社会资源还是生活保障等层面都有着自己难以言说的劣势。从这方面说，“官本位”观念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抉择，不是因为我们有着怎样的“官本位”传统，而是因为当下的资源分配的某种偏离造就了现在的“官本位”。

    毋庸讳言，这个调查表明了工人地位在社会变革中有所下降。当然，这未必全然是个坏消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从“无领农民”与“蓝领工人”等阶层中分化出来，成为新兴产业的主力军。从这方面说，“1%的人不想当工人”，同样从侧面反映了这个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为他们提供了“不当工人”的可能性。

    这个调查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近年来的公务员热。如上所述，仅就择业而论，“做官”并非如许多人所想象的那样不堪，“做官”并不必然意味着腐败。如果我们承认政府是必不可少的守夜人，就应该看到许多人“愿意做官”不过是在选择或重新定位自己的职业生涯，它与人们抨击的“官本位”观念并无瓜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业理想。

    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大背景下出现了“做官热”？它与当下社会发展究竟有着怎样的隐秘的联系？或许，这一潮流正在给我们发出两个危险的信号：其一，“官本位”的就业倾向表明我们在政府的服务、节约、廉洁等方面仍然大有可为；其二，民众的就业前景与社会建设更有待开拓。（秦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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