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要求,医院对急诊患者要施行“先抢救后缴费”原则,坚决杜绝见死不救等违规违法行为。据调查,在1341名受访者中,18%的医生明确表示反对这样的提法;6%的医生则明确表示支持这样的要求;剩下的大多数则是持“观望”态度。(4月5日《中国青年报》)
这样的新闻事实让人感到奇怪,卫生部是在对医院作要求,作出回应的理应是医院,或者说是医院的领导,再或者说是地方的卫生部门,怎么也轮不上医生来表态啊,大多数医生对马晓伟的要求采取观望态度,这是怎么回事情啊?反映了什么问题呢?
问题就在于,现实中一些“见死要救”的例子往往出自偶然的自觉:由有良知的医生垫付,一旦病人跑了,就扣到医生头上。杜绝见死不救本来和医生垫付是两回事情,但由于现实的情况发生了“逆转”,所以反而是底层的医生来具体承担着杜绝见死不救的经济和道义压力,这是不正常的。而卫生部的表态更令他们站到了风口浪尖,压力加剧之下,如何不会明确反对呢,如何不会“大多数观望”呢?
应该承认,这次卫生部的表态,也是一次必要的回应,回应什么?回应近年来在发生无数次的医院见死不救的事件后公众表现出来的愤怒,这种被民意所支撑的愤怒,等同于向最高的卫生部门作出请求:采取措施,杜绝见死不救。但卫生部应该注意到医生的“反常反应”,明确杜绝见死不救的责任主体不是医生,并出台措施防止医院把责任转嫁给医生,让他们宽心。
说到责任主体,应该作冷静而现实的分析。虽然看起来,杜绝见死不救的根本出路还在于医疗改革对民众的体恤,甚至在于全民医保的实现。但是,正如我们现在知道的,医疗改革在争论或“胡思乱想”中尚未出发,而全民医保,虽有人大代表建议全国医改实行全民医保,但两会期间高强已经表态说目前无法实现全民医保。
民众的生命不能等待医疗改革成功和全民医保实现后才去寻找保护。以眼前的折中办法,只能是政府帮助医院把确实没有钱看病而病情危在旦夕的民众留在手术台上。光要求医院一律为这些民众的费用负责,不近人情,医院的确不是慈善机构,何况他们的内部也有无数张的嘴巴需要挣钱来填饱,应该考虑由政府牵头,与医院合作建立有关的“见死相救”基金,可以考虑把部分的慈善资金用来应急。单单要求医院一家支撑,最终有拖垮医院的危险,这对民众来说也不是好事情。
由政府参与的另一个目的是,即使是无钱或缺钱看病的民众,也是国家的纳税人,而国家取得的来自民众的税收,最终还是造福人民,在目前的情况下,有拿出一部分钱应对民众窘境的道义和经济实力。此外,由政府牵头,还有出于以政府力量检验自称“无钱看病”者情况的真伪,因为的确存在有能力看病却故意不掏钱的现象,而医院又不具有检验这方面真伪的力量,甚至不具有对一个公民进行“盘问”的权力,面对“看病老赖”,医院的处境有些尴尬,实在需要政府把主要的责任和负担揽过去。
某种意义上,正是政府的缺席,才导致医院在对待“见死救不救”问题上态度暧昧,或者消极,或者乱来。
报道中说,一位受访医生表示,他所在医院规定,如果患者没有交钱就偷偷逃跑,那么将由当值医生和护士填补亏欠的款项。也正是医生被要求承担本不需承担的责任和压力,所以医生才在一个非常的时期扮演了一个极为尴尬的角色。报道说,一位年轻医生说,有一次,他的病人丢下8000元的欠条就人间蒸发了,而他每个月的收入还不到3000元。最后是科里出面把大部分的账给平了。他从此再也不敢“热血澎湃”了,不然这个科室就容不下他了。
这不是一个医生自己的悲哀。 (伍里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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