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不一样，官员也不一样了，至少行为不一样了，从不修衙，变成了修衙，而且大兴土木，再加上玻璃和钛钢。不过，行为迥异的官员，心思方面的变化却不大。

    今天，在很多地方，越是那些有权有钱的部门，办公楼修的就越是豪华。有的地方政府办公楼高大巍峨，前面一个巨大的广场，一阶阶的台阶通向巴洛克式的廊柱，再配上整块的大玻璃，钢架结构，怎么看，都像是中西合璧现代化的宫殿，有的地方，还真就把办公楼建成了白宫模样。

    办公楼的内部装饰，也极尽奢华，进口的地板，昂贵大理石地面，红木的家具，冲浪的双人浴缸，有一个县的法院院长的办公室，就仿佛五星级宾馆的总统套间。办公楼的空间也大，一个科室（有钱有权的），占一栋大楼，负责人，一个人占半栋楼，会客室地方大得可以开上百人的舞会。

    在今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就特别指出：“当前一个重要任务，是要解决一些行政机关严重铺张浪费问题。严控行政机关新建、扩建办公楼，严禁建设豪华楼堂馆所，规范公务员接待行为，建设节约型政府。”

    中国的政治传统，其实是不讲究修衙门的。一方面，有个“官不修衙”的风气，大家传说，谁修了衙门，就升不了官了，所以，衙门能住就行，再怎么破烂，也没有人张罗修。另一方面，在传统政治格局下，各级衙门的规制都有严格的规定，概由工部拨款统一建造，无论地方富有还是贫瘠，一个级别的政府，房屋都是一个样子，后面的地方官就是想修，也修不出花样来，稍有变更，让御史们知道了可是僭越违礼的大罪，所以，只要能将就遮风挡雨，谁也不乐意操心修它。因此，古代的衙门，保存下来的不多，县衙只有河南内乡一个，省级的总督衙门，只有保定还剩下一个，同为公共建筑，官衙，远不如庙宇，甚至书院保存得完好。

    古代官员把修建的心思，都用在了私宅上。私宅虽然在礼制上也有限制，但伸缩的空间毕竟大得多，高宅深院，园林别墅，尽可以发挥想像，施展财力，所以，尽管遭到了战火和政治运动的严重破坏，但留下来的私家园林，还是相当多，至少比官衙多得多。

    时代不一样，官员也不一样了，至少行为不一样了，一些官员从不修衙，变成了修衙，而且大兴土木，再加上玻璃和钛钢。不过，这些行为迥异的官员，心思方面的变化却不大。

    跟今天一样，古代的衙门，也是一个城市的政治中心，居于政治人文地理的核心位置，衙门也一样要气派，只是这种气派，是预先的定制，用不着一茬一茬“流水的官”来强化。跟今天一样，古代的官员，也讲究排场，衙门宏丽当然好，如果衙门破旧了，排场可以转移到仪仗上去，出门八抬或者十六抬大轿，长长的一队仪仗，旗帜飞扬，鸣锣开道，一路招摇过去。相比较起来，今天的某些官员出门汽车代步，就算汽车的档次上没有限制，也可以警车开道，但无论如何，车队不能太长，而且汽车风驰电掣，老百姓瞻仰不及，侧目有份，派头大打折扣。反过来，今天的某些官员，跟古人一样，也在乎自家的私宅，但大修私宅太显眼了，引来纪检部门的注意，得不偿失，所以，除了某些地方过于霸道的土皇帝，没有多少官员敢把修衙的兴致转移到修私宅上。同样，今天有的官员也讲迷信，只是从前迷信修衙不升官，现在迷信风水先生，修衙的时候时时请教，据说修得好，官反而升得快。

    不过，今人古人，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古代官员，是携家眷住在官衙里的，不见得不喜欢衙门漂亮点，只是那个时候修衙必须得层层申报，批下来兴许自己就卸任了，即使还在任上，修衙也轮不到他主持。如果不上报，那就得自己找钱，这就有风险，除非自己掏腰包。今天有些官员修衙，也未必是上级拨款，但只要大权在握，钱总有办法，关键是，为了修衙门找钱，理直气壮，因为这是堂堂正正的“公事”。就算从银行贷款，还不上，也拦不住修衙的冲动。

    更为微妙的是，修衙不仅可以让这些官员们比派头、比排场、比享受（比不过，至少不能让人比下去太多，过于寒碜），还有另外的好处。修衙也是工程，而且是不小的工程，少数人就是抓住这样的机会化公为私。而且主持者无一例外是地方官本身，肥水不落外人田。自然，凡是这样的工程，造价多半比较高，追加预算是寻常之事。

    修衙，造衙，益处实在太多，难免不引得某些官员为此竞折腰，害得某些前来考察的外国学者直纳闷，他们怎么也想不通，我们某些特别贫困的地方，怎么会有钱盖这么豪华的政府办公楼。(张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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