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重庆市政协主席刘志忠，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特级教师潘守理分别就控制党政机关专职秘书数量问题提出了建议，网络上响应的言论立刻就多起来了。归纳起来，主要有三方面观点:一是认为领导依靠秘书辅助开展工作的，容易进入“拐杖化生存”的状态，不利于领导干部开展工作；二是认为秘书“狐假虎威”损害领导形象，权力过大导致腐败，升官太快使人趋之若鹜，并举出好几个知名案例以为佐证；三是坚定地“捍卫”副部级以上领导才能配备秘书的规定。

    “秘书”是什么？《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秘书是掌管文书并协助机关或部门负责人处理日常工作的人员。”随着社会和经济发展程度越来越高，作为社会细胞的大大小小的组织需要细化分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内部结构设置是最经济而理性的，企业规模由小到大，行使企业行政辅助职能的部门、人员配置也同比呈细密增长之势。一个小工厂，可能只需要一个文员就能够办理所有的行政辅助事务，发展到一定规模，就会陆续增设行政部，细分行政主管、行政助理、总经理秘书，再往后就会增设行使不同功能的总经理助理、总经办、高级秘书。

    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如果不因时利导，很容易重复刻舟求剑的故事。如果发现大量不符合规定的专职秘书，别忙着清理，不要像清理民办教师那样，而是要先认真调查清楚秘书是不是需要裁撤的“冗员”。就笔者看来，现在各级党政机关领导的秘书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去年中央出台规定，对地方党委副职进行削减，实行“一正二副”后，有效改变了党委副书记和政府副职之间的权限和职责重叠。在这样的情况下，党政领导干部需要担当的职权更加重大，需要处理的工作更加繁琐，集中精力审慎决策、部署落实、检查督导、考察干部，必然需要秘书辅助处理许多琐碎具体的工作，抓大而放小。就其趋势而言，应当是各级各类机关部门的领导干部(包括副职)职数下降，而秘书人员增多。

    那种仅靠举例和想象、没有进行过负责任而科学的数字统计，就危言专职秘书危害、素质问题的观点不仅站不住脚，而且显得荒唐轻率。无论中外，犯法的警察恐怕是多过弄权的秘书的，可几乎没人以此来呼吁控制警察的数量，而是从加强警察职业素质建设、加强法制监督等方面提出可行而公道的见解。

    看官们习惯艳羡秘书的快速提拔，而难以见到或视而不见秘书工作的高负荷、高压力。没有机关和领导会把草包、弄臣小丑拿去做秘书，无论是机关单位，还是国企民企外企，对秘书人员的综合素质的要求永远要高于同年龄段、同职级的组织内其他成员。李真等频频被作为例子的高官秘书，之所以能够借用、使用领导的权力而危害社会，关键不在于秘书，而在于领导，在于对领导干部过于集中的权力缺少监督。

    同时，需要真正重视和削减的是秘书在领导面前过强的从属和依附关系。哪怕是专职秘书，也是机关、部门、企业的秘书，是组织内的独立个体，不是某个人的私人使用品。如果没有明确列入法定的工作职责、不是规定的生活秘书和勤务员，专职秘书去解决领导的生活问题就显得离奇而无奈。这其中，应当通过明确的制度和有效的监督予以界定。

    专职秘书如果按照其定义，是为了权责极其重要的党政领导干部提高工作效能而设立的工作辅助人员。如果要提高领导干部的政策水平、决策能力，那么众多年富力强、为人正直、政务和事务处理水平高的秘书是缺少不了的。（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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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身边人员过多，有百害而无一利。首先，造成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有些领导干部既配有生活秘书，又配有文字秘书，每天无所事事、处尊养优，滋生官僚衙门习气；其次，助长了领导的“老爷”作风。吃、穿、住、行有秘书服侍，讲话、发言、谋事有秘书“捉刀”，领导既不用动脑，也不用动手，就如同“阿斗”，不但高高在上，且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第三，加大财政负担。

    特别是领导身边人员过多，极易滋生腐败。领导秘书长期生活在领导身边，在领导这棵“大树”的庇护下不但有一种本能的优越感和特殊感，且往往打着领导的招牌以权谋私，为所欲为，既有损领导的形象，更损害了党纪法规。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前后两任秘书吴庆五、李真的腐化堕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因而，管好领导身边人，是防范领导干部权力滥用、乱用和它用的重要举措。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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