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不应该用户口卡住外来常住人口的脖子，影响他们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余庆对此深有感触。(《中国青年报》3月16日)

    从十届人大、政协十届第一次会议以来，农民工的权益问题就牵动了许多代表委员的心。这，无疑是让人欣慰的。急速变化的改革时代使得农民工问题越来越呈现出复杂性和深刻性，尤其是农民工群体角色的历史性定位问题。那么，在“绝对不应该用户口卡住外来常住人口的脖子”的前提下，笔者以为，我们应该认识到，造成农民工问题的不是单项制度，而是一整套的制度设计和安排，包括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劳动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组织制度、人口迁移制度、教育制度、财政制度、住房制度等，这些具体制度从总体上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分割开来，使农民工成为一个社会边缘群体。如此一来，才能充分认识“绝对不应该用户口卡住外来常住人口的脖子”的现实意义。

    从市场经济制度来看，虽然农民工就业是通过市场实现的，但是当下的市场是缺乏公平原则的，法律上对农民工的就业权益的保障是相当不足的，国家对企业或单位侵犯农民工权益的监管力度相当软弱。种种现象揭示，政府已经成为侵害农民工权益的一个重要主体，如拖欠民工工资最多的还是各级政府，又如不少管理部门想方设法向农民工收取各种费用。我国还从就业制度上将农民工排除在外，农民工不能进入国家的再就业体系，有不少城市限制农民工的就业范围，国家公务员制度也没有向农民工开放等。农民工更没有像城市职工那样享受国家提供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他们把青春和健康贡献给了城市、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却把年迈、伤病留给了自己。这种不对等的制度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是少见的。所有这一切，都与“绝对不应该用户口卡住外来常住人口的脖子”相悖，而造成这些事实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的一些先赋性制度。

    何谓先赋性制度？就是依据个人与生俱来、不需要通过努力就能获得收益的制度。而一个正常的社会需要的是自致性规则或制度———社会位置对人的选择依据个人自身的品质、知识、技能、兴趣及成就。我国的二元社会结构，决定了农民的社会地位的特殊性以及改变自身阶层属性方式的特殊性。在较少国家干预的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农民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地位的改变，主要通过职业与生活路径的改变而实现。而二元的社会分层结构中，农民社会地位的改变，则更多地受到制度性条件的制约，如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劳动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组织制度、人口迁移制度、教育制度、财政制度、住房制度等。这些都是先赋性制度，决定了农民在市场竞争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

    “绝对不应该用户口卡住外来常住人口的脖子”就是保护农民工的社会流动能力。我们知道，社会流动应体现保护弱者的原则，保持社会流动的连续性，以免社会结构出现断裂。政府和社会有义务保护一部分因为各种原因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成员恢复、寻求社会流动的能力。否则，社会就会陷入弱肉强食的状态。

    要做到“绝对不应该用户口卡住外来常住人口的脖子”，国家应从宪法和法律层面，建立统一的国民待遇制度。国家对每个公民在基本的社会政策上要一视同仁，不应区别对待，与此同时，要建立监督、处罚地方政府侵犯国民待遇的机制和制度。■朱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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