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秀林

    11日下午，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作为反腐的一项措施，国家将出台官员职务消费标准，规范官员的各类在职消费,各级别官员可以使用的公款数额、公款用途，都有明确标准。包括豪华办公楼在内的楼堂馆所等本次两会的焦点问题，国务院正在制定审计管理办法。（《新京报》3月12日)

    国家已经洞悉到制定细化干部职务消费标准的重要性，这是一种进步。然而，制定干部职务消费标准应“问计于民”，而不是“闭门造车”，凭“想当然”制定和出台干部职务消费标准。

    任何一项制度设计都不能脱离当下中国国情的大背景。或许，正部级官员每天几百元的补助在国外属于“低标准”，但是在中国就有些“偏高”。因为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很低，不考虑这一点，一味地与国外比，势必遭到公众的诟病。

    制定干部职务消费标准不能由制定者“自己说了算”，而应该融入更多的民意成分，因为制定者本身就是受益者，他们在制定标准时往往会“就高不就低”，这不利于标准的公平、公正。公众的眼睛是亮的，干部应该享受什么样的标准，公众自然有他们的“尺度”，尽管这个尺度与官员的标准也许有所不同，但它却值得执政者高度重视。

    此外，公车、公宴及办公楼的使用标准应该再进一步细化，不能笼而统之。在制定出职务消费标准之后，应该强化法律的刚性，谁突破了谁就要自己埋单，不能都由国家大包大揽。从这几年的情况看，国家在限制干部的职务消费方面也曾出台了不少措施，却收效有限，根本原因在于“罚不责众”，没有体现制度的刚性，突破标准后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久而久之，标准便没有“上限”。

    干部的职务消费标准事关社会和谐，是下狠心着力解决的时候了。干部要真正做到执政为民，就必须降低自己的职务消费标准，不能成为奢华消费的践行者。一方面号召群众要勤俭节约，另一方面自己却率先步入奢侈消费的行列，这样的干部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吗？在干部标准的制定上应该赋予公众更多的话语权和参与权，不能仅仅由制定者“自己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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