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民俗应有新定位

60年前，尚处在学龄前，每年一进了腊月就兴奋起来，到了二十三灶王爷“上天言好事”之后，“年”的氛围突然浓了起来，过年的各种节目加快了脚步从眼前闪过。除夕的前一天是很难入睡的，因为头脑中总是想着天明一睁眼，过年各种乐事就来到了：贴春联、换门神、贴年画，各种花花绿绿挂签纵横于室内外，一派喜庆气象；摆好供桌，请出祖宗神主牌位，红烛高烧，香烟缭绕（我最怀念弥漫于室内的烧香的香气），一堂蜜供，芝麻节儿满地（夜晚迎神时，小孩穿新衣新鞋踩芝麻节儿）。放爆竹，到前门洞关帝庙祈福（就在现在前门箭楼北面，前门老火车站对面），吃年饭、听唱机熬夜守岁。

大年初一，出广安门到财神庙争烧第一炷香，然后才是你来我往，四处拜年。对于小孩来说就是无休止的鞠躬、磕头，收压岁钱；然后是逛厂甸，买风筝，风车、大糖葫芦、还有想了很久很久的“九连环大刀”（这是我心目中最高级的玩具）……正月里，没正经事，就是玩和吃。吃年前制作好的、够吃半个月各种美食，在冰上放花炮、抽打“汉奸”（一种陀螺）。街上走会的不断，踩高跷、跑旱船，扭秧歌、打太平鼓，文武场，热闹非凡，遇到特别火爆的，我们这些男孩能追出三四条胡同，直到快要迷路为止。其间还有初七、十五两次灯节，院里院外点燃自己捻制的纸灯。还穿插有逛庙会如白云观、报国寺等。这就是我记忆中的过年。从中可见，其背景是农业文明和宗法制度。

解放后这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先是破除迷信，各种带有宗教色彩的活动消失；后来由于物质匮乏，许多奢侈性的消费被淘汰，“文革”当中倡导过“革命化的春节”，城市工人主动加班，农村农民大干快上，兴修水利，改天换地，变农闲为农忙，提倡在工地上过革命化春节。春节过程也大大缩短了，城市里法定三天假，一串门也就过去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巨变，物质丰富了，对于风俗宗教，从意识形态角度考虑少了，也由于一些热心传统民俗人们的提倡和一些相关商家鼓动使得传统节日习俗得到部分的恢复。

然而近十年来社会迅速向工商社会转型，社会迅速的小家庭化，海外的工商文明被更多人们接受，而基于农业文明和宗法制度的传统节日习俗越来越被人们抛弃或遗忘。与此相反起源于西方的一些“洋节”越来越为青年人所青睐。有些热心传统的人士还提出“保卫春节”的口号以抗衡这种倾向。其实风俗作为群众性的习惯行为取决于经济制度和社会形态。社会、经济发生了变化，其习惯行为也会跟着改变。例如过去“吃”在传统节日中往往是最重要的节目，而现在许多城市人表现出对“吃”厌烦。又如庙会、走会这种民间文艺演出活动，过去很吸引眼球，而现今电视上的文艺节目替代了这些业余演出。

古人常说时移则俗易，这是谁也挡不住的，只能在顺应变化的前提下加以引导，对传统节日作新的定位。如春节活动中一些文化色彩比较浓的项目应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由热心人士倡导、政府或者基金会出资协助保存，到了春节在一定范围内展现。春节一些活动中所凝聚亲情、友情，对先人的怀念，是人际关系特别美好和值得珍视的部分，社会应该创造条件协助其实现。如果一年中有三百余日我们都处在纷纷扰扰的竞争之中，那么应该有些日子相对平静、使我们洗涤尘俗、从内到外都得到充分休憩。也许这是传统的节日最能发挥所长的领域。

□王学泰（北京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