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把法律当成包治百病的“万金油”

没有法律是不能的，有了法律也未必是万能的。能不用立法解决的社会生活问题，就最好不用法律去管，道德素养、规则意识等，这些才是我们在“过度立法”狂热后真正需要关注的“法治”命题。

闹市街头，一边漫步一边沉浸在手机通话之中，完全忘记了身边呼啸而过的汽车……这一常见的现象在一些通信高度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将可能被立法禁止。国内法律界人士认为，中国也应该考虑相关立法禁止过马路打手机。（2月13日《信息时报》）

过马路打手机是不安全的，可是，不安全的一定要上升到立法加以禁止吗？

这些年我们的法律界人士似乎很是热衷于立法建议，搞得“法治国家”好像越来越形而下成了“立法国家”。应该说，上世纪的中国基本经历了五十年代的法律启蒙阶段，六十年代的法律虚无阶段以及八十年代的法律工具阶段。现在，“法律万能”的思潮又开始在我们身边蔓延。至于“立法禁止过马路打手机”的跟风式司法主张，只是我们立法热潮下的一次臆想症罢了。

法治的前提是“有法可依”。但是，我们不能忘记马克思的那句话，“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是在表述法律”。立法上的禁止是一种“非此不可”的姿态，正因如此，“禁什么”才尤需要谨慎——至于暧昧的、中间状态的，从来都不是法律所调整的范畴，毕竟，在解决社会问题上，“法”是下下策。过马路打手机，固然存在危险，但这种危险是可控的、是小概率的，和我们骑自行车上街差不多，事实而言，真正打手机出交通事故的，多是司机而不是行人；从法理逻辑上说，行人在道路安全上处于弱势，即便打电话不小心了，也不能成为司机冠冕堂皇撞人的主观理由。街道上更加危险的动作譬如横穿马路等行为还没能禁止、斑马线上安全岛里的权利都没能被法律所庇佑，更不用说通过法律禁止在马路上打手机了。法律不是医治社会问题的“万金油”，至于过马路打手机，善意提醒就足矣。

尽管我们的法律是以限制人们从事某些行为为载体，表面看是对自由的限制，但是从宏观价值来度量，立法调整社会关系之后，人们的自由范畴与自由能力是在扩大，而非缩小。反之，法律调整的范围越小，并不一定代表着法制不健全，恰恰相反，可能正是象征法治的高度完备。我们可以从世界刑法的历史上看到这个影子：通常而言，社会文明的发达程度与刑罚的处罚力度成反比。

在马路上打电话应该是一种需要提醒的自由，果真立法禁止的话，这个守法成本和执法成本怕都是天大的难题。没有法律是不能的，有了法律也未必是万能的。能不用立法解决的社会生活问题，就最好不用法律去管，道德素养、规则意识等，这些才是我们在“过度立法”狂热后真正需要关注的“法治”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