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近日人民日报报道，年逾古稀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邹德慈给记者出了道猜谜题。他让助手在投影仪上打出了国内4个著名大城市的景观图片，叫记者猜它们分别是哪座城市。看着眼前以高楼大厦为背景的极为相似的城市影像，记者一脸茫然，没能说出一个确切答案。邹院士说，这组图片是吴良镛院士收集的。吴先生经常喜欢拿出来让大家猜，结果完全猜中的人极少。连曾为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院长、几十年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邹院士自己都难以完全猜中。

    这实在是对我国城市建设“千城一面”的绝妙注解。

    类似邹院士的尴尬，德国建筑学会会长汉派尔先生也有过。早在2001年，汉派尔先生来我国访问，曾感慨地说：“现在我驾车从北京外围向内开，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感觉可能是在迈阿密、新加坡或者在法兰克福，所有的高层建筑都是一样的，没有各自的特殊个性，只有从写的字上才能看出是在中国。”多年来，“千城一面”一直为人诟病，专家学者痛心疾首过，论者贬斥过，有关部门反思过，媒体也曾多次探讨过、炮轰过。然而，“千城一面”仍在继续，高楼比赛仍在进行，大厦加广场的建筑模式仍被推崇，“拆了建、建了拆”之风仍在弥漫。“千城一面”难道成了不治之症了吗？

    “南方北方一个样，大城小城一个样，城里城外一个样”，这就是所谓的“千城一面”。一般来说，在城建方面，中小城市模仿大城市，大城市模仿外国的城市。看到人家外国的城市有标志性建筑，我们的城市也忙不迭地建造标志性建筑；看到大城市流行大厦加广场的建筑模式，中小城市也急匆匆地克隆。结果，大楼越盖越高，可是有的过不了几年就被拆了，财力物力被无端耗费；更可恨的是，在疯狂的大拆大建中，偌大的城市变成了乱哄哄的工地，该保留的历史古迹往往没有保留，历史文脉被割断了。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感叹：“今天，一些城市已经很难找到层次清晰、结构完整、布局生动、充满人性的城市文化形象。”这是实话。

    多年前，痛感于城市化进程中的种种乱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归纳为八大方面：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急功近利的规划调整，寅吃卯粮的圈地运动，脆弱资源的过度开发，盲目布局的基础设施，杂乱无章的城郊用地，任意肢解的城乡规划，屡禁不止的违法建筑。应该说，这些概括比较全面。要找出城建乱象并不难，更需追问的是为什么这些城建乱象大行其道？让我们先来看看一些流传民间的规划用语：“规划规划，纸上画画，墙上挂挂”，“换一届政府换一张规划”，“一个领导一个设想，城市建设成为领导意愿建设”……显然，乱规划的背后，城市的主政者应该负有责任。乱规划、乱克隆，是造成“千城一面”现状的重要原因。邹德慈院士说，中国的城市建设，基本上是“长官意志”，某些地方领导飞扬跋扈，不懂装懂，规划设计人员碰上这样的领导也没办法。

    此外，“千城一面”的背后还隐匿着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城市的主政者为什么要大兴土木、大力推进城市建设？表面原因是我国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加快城建发展是历史趋势也是现实需要。实际原因则是城市主政者“求变、求新、求洋、求大”的心理在作祟。城市面貌有变化、日新月异才能凸显政绩，城市建筑洋派是时髦的表现，动不动追求“某某第一”的建筑也是出于打造面子工程的需要。当然，主政者花大力气搞城建不仅仅是为了政绩工程，还为了追求经济利益等等。近年来，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城建项目中挖出了中饱私囊的“蛀虫”；我们也经常听到一些贫困地区动辄建造豪华政府楼，之所以“打肿脸充胖子”，就是为了敛财和贪图享乐等。至于一些城市大拆大建，为了征地、为了建设大楼甚至不惜强行拆建，也与经济利益有关，一些政府官员和房地产开发商勾结早已不是新闻。

    一个城市不管多么富丽堂皇，如果市民的生活没有根本改善，这样的城市越光鲜就越是民生的不幸；一个城市的政府办公楼不管如何巍峨森严，如果拒老百姓千里之外，这样的办公楼越豪华越不能拉近和群众之间的距离；城市要搞城建，但不是乱建、一窝蜂地建，建设得不伦不类，弄得“千城一面”，让人摸不着头脑。

    导致“千城一面”的原因林林总总，其中某些城市的主政者乱伸“权力之手”难逃其咎。整饬不安分的“权力之手”，斩断政绩冲动和利益驱动，才能根治“千城一面”。(王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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