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博渊 作者文集
25日的《参考消息》上有一篇文章,题目是《从美国人爱管闲事说起》,作者是新华社驻洛杉矶记者于大波。读了这篇文章,我不禁哈哈大笑,笑过之后,心里又有些酸痛。
文章首先介绍了一位刚到美国的中国商人的遭遇。这位仁兄在国内时爱唱京剧,常常利用洗澡的时候练嗓子。这在国内实在是太普通太平常了,不料在美国却遇到了麻烦。他知道房子隔音效果不好,所以一直没敢练嗓。有一天洗澡的时候,他实在忍不住了,便把门窗关得严严实实,然后引亢高歌“穿林海,过雪原……”。邻居以为发生了不测之事,报了警。结果,他澡还没有洗完,警察已经破门而入,用枪指着他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忙解释说在唱京剧。警察说:“这声音怎么听起来像被绑架后的呼救声。”从此,此君再也没有敢练嗓。他向于先生抱怨:都说美国自由,可我觉得处处受限制,来美国不到两个月,被别人管了几回闲事,包括一次无意识的插队,真是郁闷。
于先生在文章中说,在美国,爱管闲事是一种风气,一种文化。你的孩子半夜里大声哭闹,邻居会报警;你家的草坪没有及时修剪,邻居会电话召来市政管理部门;你养的宠物晚上乱叫,邻居也会报警;社区里有陌生人乱转,警察很快会接到通知。
其实,爱管闲事的不仅是美国人。不久前读到一则报道,说几个中国人在德国小住,每天晚饭后结伴在社区里散步,受到了警察的盘问,也是有人报了警,大概社区居民以为是本·拉丹的人在踩点吧。据我所知,澳大利亚人也如此。我曾经在澳洲内陆一个小城市里见到一个中国妇女,她向我抱怨她的洋老公太爱管闲事,人家的垃圾没有分类他要管,人家的车子停得不对他也要管,她劝他少管闲事,他很不理解,反问“怎么可以不管呢?”
看起来,我们的文化确实不同。我天天都到居处附近一个公园散步,那里可真是嘈杂,享受不到一丝一毫宁静优雅的自然风光:跳舞的把音响放到最高,响彻云霄;“吼山”的突然高声叫唤,旁若无人,好像在蒙古草原或者喜马拉雅山上;还有的用阴沉的声音对着湖面喊,听起来真森人,仿佛置身于《聊斋》中的荒坟古墓间。对于这些,如织的游人没有一个提抗议的,都习以为常了,也许是忍耐着。别说是这类事情,就是更加严重的事情也往往没有人管。如小偷正在掏人的口袋,很少有人出头干预;流氓围殴无辜者,行人低着头赶自己的路,只当没有看见;有人倒在路上,也是看热闹的人多。今天的报纸上就说西安一个三十多岁的工人喝醉了酒,居然冻死在人来人往的马路上。
于大波先生的文章中还记录了当地一位美籍华裔学者在国内的遭遇,也证明了文化差异。一次,他在一个景点旅游,看见有人把小松鼠关在一个不停转动的笼子里出售,松树被迫持续跑动,无法休息,却无人提出异议。他上前干涉,遭到小贩怒斥:“关你屁事!公园的管理人员都不管,你操哪门子心?”旁边的游客都对这位学者发笑,似乎他干了一件丢人的事情。他一气之下找到了公园管理办,一位女工作人员说:“有法律规定不能卖松鼠吗?即使违法,那也是警察管的事,跟公园有啥关系?”那学者知道说不清楚,扭头就走,那名女工作人员从后面扔给他一句话:“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
这位学者还说了另一件事情,更加惊心动魄。一次他在某商场购物,排队等候付款,正好轮到他时,突然一个彪形大汉插到了他的前面。学者质问:“就那么两个人,你还不排队?”那大汉回过身,两手揪住他的衣领:“排你个鸟,我揍你丫!”(从这种骂法可以知道,事情发生在首都北京,即所谓首善之区。)当时就有两个保安站在旁边,装着没看见。
为什么两种文化之间会有如此大的差距?我想无非是传统和现实两个原因。
最近读一位美国学者写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知道数千年前的古希腊人就爱管闲事。那时候的公民具有极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即使是别人的事情,没有伤害到他自己的利益,他也会将不良行为告上法庭。那时候,不是谁都可以成为公民的,外国人、奴隶、不信教者和品行不端的人不能做公民。公民具有种种特权,是城邦的主人,因此有一种荣誉感和责任感。流风所及,就是今天西方社会的公民意识。我国没有这样的传统。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只有臣民,没有公民。臣民没有权利,也不能指望他们有社会责任感,把国家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这样的社会环境里培育出来的文化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是“出头椽子先烂”,是“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
现实原因是,没有形成一种培育优秀文化的社会机制。我们提倡过“五讲四美三热爱”,提倡过“八荣八耻”,搞过“文明礼貌月”活动等等,都停留在教育的层面,而没有形成过强制性机制。试想,如果那位被彪形大汉揪住领子的美籍华人学者一个电话就可以召来警察,将行凶者绳之以法,效果会如何?即使不报警,那两个站着看热闹的保安出面干预,情形也可以大为不同。正因为只有无形的教育而没有有形的约束,教育也就容易流于形式,热闹一阵子就过去,到头来还是江山依旧。而且,你找不到一个对此负责的人,因为根本就没有任何规定或法律把具体的责任加在哪一个机构身上,落实到哪个人头上。
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古人为什么没有给我们留下美好的文化遗产,却有理由要求今人采取切实的措施积累精神财富。是时候了,该拿出一点新思路、新措施来培育无愧于一个崛起中的大国的新文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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