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少华

    乌鲁木齐市委书记栗智日前在乌鲁木齐市冬季解困会议上说：“领导干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组织者、带头者，而不是矛盾的制造者和加剧者，要依法律、按政策办事，防止搞强迫命令，颐指气使，滥用权力。没有与老百姓打成一片的好作风，没有善于做群众工作的本领，轻率地视百姓为刁民，就不可能化解矛盾，赢得民心，确保社会长治久安”。(2007年1月23日《人民日报》)

    “刁民”不是个新名词，是过去几千年来旧官僚对那些不愿忍受官僚压榨，能够通过种种渠道告状并变相反抗的老百姓的一种贬称，因为这部分老百姓不是那么逆来顺受，又很有头脑，常常让统治者头痛，所以凡是被称为“刁民”的人一般都不为官府所欢迎。而用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些所谓的“刁民”大都是被官府逼成的，也就是说先有“刁官”然后才产生的“刁民”，所谓“刁民”只不过是代表大部分老百姓的一种原始声音而已。

    时至今天，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社会，《宪法》也赋予了公民各种权利，群众有建议和意见完全可以通过正常渠道向上面反映，国家的方针和政策也始终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按说“刁民”一词应该不复存在，但是现在不少地方仍有一些群众因为种种原因，被当地官员称为“刁民”，这就很值得我们反省。

    那么这些所谓的“刁民”到底“刁”在哪里呢？分析一些实际情况就能看出，他们的“刁”就是喜欢按中央和国家的政策文件精神对照自己身边的事情，思考问题，找出问题并反映问题。特别是关系到群众和自己切身利益的问题，对基层违反上级精神又不愿改过的部门和官员“纠缠不休”，甚至告状上访。还有一些“刁民”喜欢监督，对身边一些腐败现象和违法乱纪行为进行举报，这些人做出的事情往往是很多人想做而没有做甚至是不敢做的，而且他们有一种“认死理”的精神，不解决问题不罢休。他们往往成为一个单位或一个地方的“不安定因素”，也是某些官员最头痛的。

    其实，很多所谓的“刁民“，他们的所作所为也是完全符合《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的。有些官员之所以称他们为“刁民”，原因并不是出在老百姓身上，而是出在一些官员执行中央和国家政策及文件精神不彻底，依仗权势肆意侵害群众利益，甚至是工作和生活作风不正及贪污腐败上。对此，群众当然有权利和义务来监督。而有些官员认为他们是“多管闲事”，是在找政府和官员的麻烦，这就是“刁民”。如果单从这一点上来说，那么现在不是“刁民”多了，而是太少了。

    没有任何一个老百姓天生就愿意当“刁民”。只要群众反映的问题合理合法，能够得到各级官员的理解和关心，并予以妥善解决，“公仆”们都能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和国家的政策，那么群众也根本用不着“放刁耍赖”。要让社会不出现“刁民”，首先就要保证不出现“刁官”，正所谓“刁官”除，“刁民”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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