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政法委书记张桂芳在日前召开的广州市政法工作会议上表示：“虽然广州资讯和媒体业为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但也造成一些治安问题被迅速扩大化”（1月17日《南方都市报》）。言下之意颇有一点要让媒体为广州的社会治安状况负责的意思，一言既出，立刻引起了各方关注。

    我理解张书记的讲话，并不是真的认为是媒体的报道造成了社会治安状况的恶化（比如实际发案率的上升），而是他认为，媒体的报道造成了市民和外界对广州治安状况主观感受的恶化。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张书记其实是没有必要责备媒体的，因为媒体的报道总归是第二性的，即便有泡沫，但泡沫破了，还是有一点水，并不全部都是空气。造成市民和外界对广州治安状况主观感受的恶化固然不好，但在客观上却是有利于推动广州治安改善的。

    具体说来，媒体的介入，首先有利于个案的解决。虽然我们并不怀疑警方的职业精神，相信他们即便是没有舆论的压力也能够尽力破案，但舆论的压力无疑会使警方更加尽力的。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比较著名的就是去年发生的钟南山院士笔记本电脑被抢案，由于钟院士的名人身份，旋即引起了各大媒体的广泛关注，结果一件原本无头无脑的案件，在短短几天内就被侦破了。如果被抢的是一个普通人，又没有被媒体报道，我们是很难想象会这么神速地破案的。

    媒体的介入，还有利于推动制度建设，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收容审查制度的废除和社会救助制度的建立，这一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媒体的推动。就广州的社会治安状况而言，我们能够看到的变化还包括：一线的警力增强了、预警机制逐步开始建立起来了、“禁摩令”开始生效了等等，这些制度或制度性措施的出台，也无一不和媒体的介入与推动有关。

    张书记对媒体的批评，还包括他认为媒体对治安问题的报道，“也影响了群众的安全感”。在我看来，群众无疑是需要安全感的，但这种安全感是建立在充分知情基础上的真实的安全感，还是建立在对自身的危险处境茫然无知基础上的虚假的安全感？这两者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况且媒体的报道也许增加了普通市民的心理压力，但也同时促使他们提高了警惕，更关注自身的安全，凡事更加小心，从而使犯罪分子更难以得手，这在客观上也有利于广州治安状况的改善。

    总之，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媒体都是推动社会治安改善的建设性力量，作为统筹管理一方社会治安的领导，应该多考虑如何和媒体充分合作，如何借助媒体的力量来动员公众的参与，推动相关制度的改善，而不是把媒体作为一个“碍手碍脚”的因素而拒之于千里之外———这才是处理社会治安和媒体关系的正确态度。(郭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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