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主席在2007年新年献词中指出，2007年中国社会生活的重点将包括，“着力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着力推进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以及“着力促进社会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

    对于前两个着力点，各方已渐有共识。但是一俟进入民生问题，就会争议颇多。在关系民生的房价、学费、医疗费等诸多问题上，呼吁政府强势介入的声音不绝于耳。而某些政府部门也积极回应这样的声音，将民生问题的解决引到增加政府行政权限和财政预算的路径上去，似乎解决民生问题首先需要的就是政府扩权——似乎只有政府才能超然于各方利益，以社会利益最大化为指向，因此，解决民生问题，政府自然不遑多让。

    按照这一逻辑，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需要建设有限政府，而解决民生问题却需要政府扩权，该如何解决？其实，问题的根源在于，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政府是超凡脱俗的——政府的目标一定是社会福利最大化；政府也是法力无边的，由它来解决问题一定能够药到病除。

    然而，当代经济学、政治学的理论，以及今天中国的现实已经表明这是一种虽然根深蒂固，但是却经不起推敲的看法。

    比如年年成为热点的房价问题，希望平抑房价，实现“居者有其屋”本来合乎民生，愿望美好，但是在现有的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可以从高房价拉动的高地价中获得大量财政收入，实际上与推高房价的目标之间激励相容。政府在推出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时候，使用多少资源，如何使用，公众无从得知，因此中低收入者福利水平未能改善，却出现了开着宝马车买经济适用房的闹剧。

    在医疗领域，卫生主管部门“包而不干”；在教育领域，教育主管部门以有限资源倾斜重点高校，罔顾投入的边际效益已然低下。这一幕幕不都是现象不同、机理类似吗？而往往正是这些部门，对于增加行政权力和财政资源的呼声最高。

    种种教训表明，政府并不必然优于市场，政府也有失灵的时候。对于一个转型社会，各种利益格局处于重组之中，人们期望政府能够担当促进民生的责任，这本是政府职责的应有之义。但在转型时期，政府的边界尚未能划清的时候，常会伴随以民生的名义行部门利益和小集团利益之实，民生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带来旧体制复归。

    政府和厂商、消费者一样，并没有太多道德优越之处。当新一届政府以民生为工作的主要考量时，我们希望是暗含着这样的前提，即继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限制政府权力，至少这两项工作在争议声中不会被有意忽略。(原刊于《财经时报》，转载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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