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志疆　作者文集

    在深圳打工的张百宁因辞职后拿不到押金和当月工资，向深圳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认为张百宁未能提供有效证明而不予受理，张百宁为出口气逐拆走仲裁委员会的招牌步行一个多小时带回家。律师认为，张百宁此行为明显过激，相关部门可向他要回招牌。 （12月28日 南方都市报）

    上访——申请仲裁——要求法院裁决——再次上访——继续申请仲裁——仍旧不予受理。在看到了太多有关“激情讨薪”的报道之后，张百宁的做法堪称“理智讨薪”的典范，但他究竟得到了什么呢？两年多的时间内，张百宁不停奔波于各个相关部门之间，然而却一次又一次被拒之门外，一无所获的他最终只是得到了一块招牌，而为了这块招牌他还要付出接受训诫乃至处罚的代价。张百宁说，“到现在我已经不想解决了，就想出口气！如果有什么后果，我宁愿自己来承担。”从“理智讨薪”开始，以“过激行为”作为结束，张百宁的做法发人深省、耐人寻味。

    “激情讨薪”屡见不鲜，每论及此，总有法律界人士提出农民工应该学会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这样的观点当然没有错，但事情往往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依法维权过程中繁琐的程序，以及漫长的处理期限，已经使相当一部分农民工望而生畏，然而很多时候他们还不得不面对另外一种尴尬——虽然付出了巨大的维权成本，但他们却始终无法叩开相关部门紧闭的大门。张百宁所要讨还的不过是一个月的工资和押金，然而他却为此付出了两年的代价，不惜成本的他已经不仅仅是在讨要工资，更多地是在讨要一个说法，而这样的执著显然不是多数农民工所具备的。看到这些，我们也许更容易明白，为什么有些农民工甘愿承担风险采取“激情讨薪”的手段去制造舆论，因为除此之外他们似乎很难找到更为便捷和高效的维权途径。

    针对张百宁的行为，律师解释此举明显过激，相关部门可向其拿回招牌。不过我想，对于一个旨在处理劳动争议的政府部门来说，其所谓“招牌”应该包括有形的与无形的两部分。

    “有形的招牌”挂在大门口，人人都看得见也摸得着，而“无形的招牌”则挂在所有民众的心里，任何人都无法挪动它们的位置。当仲裁委为了丢失“有形的招牌”而大动肝火的同时，也许他们更应该想一想自己“无形的招牌”究竟是一种怎样的面貌？即使“有形的招牌”可以很快顺利讨回，但是因此而丢掉的“无形的招牌”又怎么可能讨的回呢？

延伸阅读：仲裁委的牌子到底是谁拿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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