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19年，唐朝刑部侍郎韩愈冒死向唐宪宗上书《谏迎佛骨表》，攻击佛为“夷狄之一法”，反对朝廷推助佛教在中原的传播。当时官府民间均重佛事，唐宪宗本人也于当年下令迎佛骨入宫禁，一时崇佛的气氛达到顶点，朝野上下如痴如醉。韩愈这时上书，既惹众怒，又犯龙颜，于是立即被贬为潮州刺史，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1187年后，公元2006年圣诞节即将到来，来自10所名校的10名博士生联名呼吁，要求国人“慎对圣诞节”，希望“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表示了对洋节泛滥，传统寂寞的担忧。以王达山为首的这10名博士生甚至还希望相关部门适当介入对“圣诞狂潮”的管理。呼吁发出之后，一时网上议论纷纷，各种观点大相径庭，有观点认为这是“腐儒”的观点，觉得我们应该海纳百川，像唐朝一样张开双臂，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

    海纳百川的看法，应该说有一定的道理。本文并不想对借鉴、引进外来文化的得失利弊作太多的剖析，但毫无疑问，历史上每一次对外来文化的引进，都是收益和损失同在，机会与风险并存的。我们需要张开双臂迎纳外来事物的人群，也需要保持清醒坚守传统的“腐儒”。

    两个时代的中国人，从不同的方向，走到一个相近的格局中，中唐由盛而衰，我们由衰而盛，但都处在一个不盛不衰的时期。我们希望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未来将走向盛唐那样的局面，但从目前的实力、格局和文化互动来讲，用中唐的形势作为借鉴，无疑比盛唐更为合适。把这两个相隔千年的时代放在一起，我们看到相似的文化交流，也看到思想精英内心相似的焦虑。所以笔者以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该对这种焦虑给予重视、理解和尊敬。(庄华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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