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钰事件：演艺圈的一颗重磅“人体炸弹”
——兼说“文化专制主义”
如今，这全球化的“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最为美中不足的事情就是还有“恐怖主义”。你说什么不好干，偏偏要搞什么“人体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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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钰 资料图片 |
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张钰事件实际上也是中国演艺圈里的一颗“人体炸弹”。
众说纷纭的议论中也有大骂张钰的，这不由使我想起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秦理斋夫人自杀事件”。1934年2月，《申报》馆译员秦理斋病逝，其妻龚尹霞为子女在沪读书等原因不能回乡，受到封建家长多次严厉催逼，乃与子女四人同时服毒自杀。龚死后引起广泛社会关注，媒体议论纷纷，也有指责龚不该自杀的。为此，鲁迅先生还写了一篇著名文章：《论秦理斋夫人事》。先生痛斥那些回避环境黑暗一味指责弱者的议论，有段话说得极为精彩：“倘若对于黑暗的主力，不质一词，不发一矢，而但向‘弱者’唠叨不一，纵使他如何义形于色，我也不能不说——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实乃是杀人者的帮凶而已。”
就当事人的观念和道德而论，张钰与秦理斋夫人几乎是两个极端，而且，张钰的先前的所为也不足为训。不过，作为一种不能不关注的社会现象来看，二者完全具有可以相提并论的可比性：他们都是受害者，都是极为扭曲的环境造成的足以振聋发聩的社会悲剧。
秦理斋夫人之自杀，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已很难理解，因为彼时封建礼教尚足以“吃人”；张钰事件之前因后果，在“文化专制”时代也不可思议，因为当下打造出了这些“潜规则”且已为人们默认、承认和漠视。张钰的石破天惊之举，是以“同归于尽”的自杀方式撕去这一圈内圈外默认的丑恶荒诞“规则”的外衣，以激发社会的良知，期望着社会对这一规则的拷问和审判。
张钰现象所需要的不是道德拷问而是社会拷问。不光张钰本人，即使对被曝光的当事者，我们也应着眼于社会拷问。
一，将“潜规则”视为“性交易”是不妥的。在强弱不对等情况下产生的涉“性”现象，无论女性是否自愿，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她们都是受害者。官员对下属、老板对女工、外企高管对中国白领、教师对学生、导师对研究生，前者掌握着影响和制约后者的权力，他们都有可能使对方自动或被动献身，这是社会不公的一种表现，或者说是还存在压迫和被压迫的表现。也正因此，圣西门才说，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固然，中国当代妇女的解放程度与秦理斋时代是不能相提并论了，然而，随着金钱势力的崛起而出现的权钱结合与金钱万能现象的出现，中国众多女性在解脱了古老的桎梏之后又不同程度地套上了新的黄金锁链，“红尘滚滚下海南”之后，神州大地上一下子涌现出了数以千万计的“二奶”“三陪”和“鸡”的大军，“下半身写作”、“人体彩绘”和“人体盛”的流行，反腐的话语中随处可见的“金钱美女”的并称，这都标示着社会异己力量对女性身心的奴役。标价百万网上征婚的女硕、一笑可以换得百万名车豪宅的明星、追逐“上床之后上镜”然后成名的女漂，她们的身价虽然是天价，但她们的地位和尊严也即解放程度，实际上与小芹和刘巧儿、与李双双们还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故而，“性交易”云云掩盖的是金钱力量对于女性的支配和蹂躏——欧洲人称为“性奴”，倒是比我们的“性工作者”“小姐”之类中肯得多，也坦率得多。
二，女性的青春应属于女性尊严、女性人权中最高层次，对女性的性侵害乃是对其人格和心灵的最为严重的伤害。过去“反腐”中干部利用职权“搞腐败”是重罪或严重错误，现在则轻描淡写。“三光书记”林龙飞，他曾夸下海口：要“把官位卖光，把财政的钱捞光，把看中的女人搞光”！“五毒书记”张二江，因为搞了108个女人而被称为“梁山寨主”，这都是社会对女性保护长期弱化的结果。放在过去，张二江式的干部仅仅是“作风”这一点，就够枪毙十次；如今，打三年官司张钰竟以败诉告终。妇女的地位就是这样在司法程序的游戏中被“解构”了——比起毛泽东时代，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性的退步。
“性解放”云云应看到它的两重性：比起封建时代“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来，女性贞操观念的淡化是一个巨大进步；但也应看到，它也是资本霸权支配女性的一个结果。封建时代并非没有“性自由”，不过它仅属于统治阶级的男性，礼教要求女性必须“从一而终”，而男性则可以三妻四妾、可以休妻续弦、还可以风月场上追欢买笑。资产阶级解构了“从一而终”将“性自由”市场化了，从而使有钱有势阶层可以充分地享受着“妻妾成群”以及“小蜜”“三陪”之类的自由。时下各地也有颇为神秘的“富婆俱乐部”，但它像武则天有面首一样，不但不能说明是女性的解放，恰恰证明了“性自由”都是属于钱势阶层的；因为时下依然是一个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所以受侮辱损害的仍然是女性。这“平等”与“自由”，都是以金钱为尺度的。正是资本的这一需要“打造”出了“性解放”的道德规范。
三，明星文化并不是“历史终结”的“先进文化”，它不过是消费社会与现代媒体结合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文化现象。作为一定历史阶段的特定文化现象，它的弊端，它对于人性的扭曲异化将越来越显露出来。多年来，因为买办精英普遍地深度感染了“爱资病”，丧失了批判能力，遂使社会弥漫着对资本的迷信。明星文化造就了追星热，一夜成名和天文数字的收入扭曲了人们的心态，从迷恋青春偶像到不惜代价地做星，就成为青少年的最痴迷最为光彩的人生理想——这就是“潜规则”产生的社会基础，在背后起作用的则是资本的霸权规则。
四，“潜规则”是导演专制的产物。“导演是剧场的唯一创造者，要求演员在舞台上仅仅是导演的‘超傀儡’（Uitrariontte），而导演则是这种超傀儡的操纵人”——“导演制”作为一个学术话题应该是允许争议的，“批左”将其树立成不允许有半点质疑的金科玉律，对这一“现代意识”的无条件崇奉的背后，包藏的不过是奴性心态。于是，导演制，导演中心制，演变成了十足的导演专制，无论是艺术还是人身，都是名副其实的专制。按照西方霸权口味“创新”，以颠覆“传统”贬损祖宗“为中心”，早已成为“走向世界”的不二法门，在这一“潜规则”中，资本的霸权、跨国垄断资本的霸权与导演的霸权，实现了完美的结合——这才是真正的“文化专制”！一名小小北漂，面对这一霸权，实在是微不足道：想出道，就上来吧；否则，请走开。
五，演艺界的“潜规则”是中国普世性的“潜规则”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比官场的腐败并不高雅，而且其表现形式更为恶劣。
对于今日的演艺界的强势阶层来说，其水火不容在他们看来也真是“屠杀生灵的图腾”了。中国演艺界的“腕”们，来钱比资本家易，又像官场一样享有腐败和特权，他们真是市场经济的天之骄子！(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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