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作者文集

    2006年“中国内地人物创富榜”日前出炉了，毫无悬念的是，上榜富豪仍然是“两头冒尖”：一头是财富快速增长，一头是社会贡献不增反降——“今年上榜的120位企业家的平均个人资产达到的20.62亿，比去年增加了2.2亿，增幅超过10%。但平均纳税额仅达到2.7亿，低于去年”（11月30日中国新闻网）

    我想追问的是：富豪们财富激增、纳税反降这一现象，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我看来，就是那些跨过了交纳个人所得税门槛的“中等收入者”们，在用自己的血汗钱来补贴富豪们，同时这也意味着中国距建成一个中产阶层占大多数的“洋葱型”社会的目标更加遥远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这种现象违反了一条基本的税赋原理，即“受益原则”。税收主要被政府用来支付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成本，而富豪们又远比其他阶层享受了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比如在政府向全社会提供的无差别的公共安全服务中，富豪们因为有更多的利益需要保护，他们自然就占用了更大份额；再比如，像机场、高速公路、医院、教育和文化设施等，富豪及其后代也享用得更多。他们的财富越多，就证明他们享用得越多，他们的纳税越少，就证明他们付出得越少。这就好比他们吃完大餐，用雪白的餐巾抹抹嘴角就走，却要由中产阶层替他们买单是一样的。

    富豪们不愿意多纳税，底层的穷人无力纳税，税赋的重担就主要压在了年收入几万到十几万的“中产阶层”肩上，因为他们的收入都在工资单上印着，无处躲也无处藏。但他们为了这点收入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又有谁能理解。很多调查都显示，这个阶层的焦虑感是最强的，抑郁症、亚健康的发病率是最高的，过劳死的事也频频发生。现在大家都说，一个中产阶层占大多数的社会最稳定，但中国尚很稚嫩的中产阶层挑起了富豪们撂下的担子，负重如牛，气喘吁吁，他们连自己都稳定不了，还谈什么稳定社会呢？

    如此说来，扭转中国富豪们财富激增、纳税反降这一反常趋势的意义，就不仅仅是道德上的，更是社会和政治上的。它实际上回答的是：究竟应该由谁来更多地承担构建和谐社会的成本？让穷人承担，穷人没有能力；让中产阶层承担，中产阶层能力有限，若再加码则等于是杀鸡取卵。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富豪都应承担更大的责任。虽然很多人都认为向富豪征税很难，但我认为如果把做好这件事上升到这样一个高度，即政治的高度来认识，实际上也就不会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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