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传出消息，国家要规范党政机关公务接待，国务院所属部门要将公务接待费用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公开透明，接受监督。
    
    对此，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指出，公务接待费用纳入财政预算只是第一步，之后，诸如公车、公费出国考察等都应逐步规范。（《21世纪经济报道》2006年11月26日）
    
    对待公款消费，据不完全统计，相关文件已经出台了上百份，但效果一直不佳。如今出台规范制度，希望通过“定点接待”、“公共财政”等来遏制公款消费，并且先由国务院所属部门“开刀”，足见国家治理公款消费的决心，我以为，在这个治理公款消费需要智慧的特别时期，国外遏制公款消费的做法很有启迪。
    
    公款消费金额个人账户化。英联邦实行公务出差招待限额和定额管理，以现金预先支付给公务员的个人账户，将公款消费列为工资收入的一个项目，消除了多占多用等不合理支出的机会。我们的公款消费之所以成了一个无底洞，很大的原因就是缺少一个操作很容易的门槛，积极考虑实行公款消费金额个人账户化应该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思路。
    
    注销“公款吃喝”概念。印度总体上没有公款吃喝的概念，对于普通的政府部门，所有的工作往来都是“有事说事”，办完后各自去忙各自的工作。由于每年所做的预算当中没有招待费这一项开支，发票不能用工作的理由报销。财政支持被切断了，自然也就没有人张罗着去请别人吃饭了。与其搞“定点接待”和“公务接待费用纳入财政预算”，还不如彻底关上公款吃喝的门，让公款吃喝成为一个逐渐被我们淡忘的概念。
    
    让报销繁杂起来。俄罗斯公务部门请人吃饭，首先要在请客之前填写一张“请客计划”，详细汇报一下去哪儿吃，吃什么，大概的价格是多少，请客的目的是什么，经批准后才能请客；吃完饭后，要保留饭店提供的发票，发票上需标明吃了哪些菜，喝了哪些汤，每个菜的价格是多少，此外，吃完还要报告请客效果如何，是否达到了请客目的等等。而我们的报销制度更多地体现了简单的色彩，该问的不问，该细化的地方不细化，该复杂的不复杂。
    
    让媒体监督严起来。几年前，时任瑞典副首相的莫娜·萨林购物时借用了政府为其提供的信用卡，尽管后来将钱还回去了，但经媒体揭露后，她不得不辞去现职。本来是热门的首相人选，却因借用信用卡一事断送了政治生命；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应朋友之请乘游艇度假，被媒体知道后紧追不放，巴罗佐差点因此下台；德国前央行行长威尔特克带着老婆孩子在柏林超豪华酒店阿德龙住宿4天，花销7661欧元。按规定，他本人可因公务报销两晚上住宿费，其余费用应由他自己支付。结果整笔费用都由德国央行属下的德累斯顿银行埋了单。此事经媒体披露后轰动全国，威尔特克不得不离开年薪35万欧元的德国央行行长职位。如果媒体监督老是犹抱琵琶半遮面，那么，公开透明，接受监督，难免流于泛空。
    
    建立民间公款消费观察员制度。从1994年起，日本各地陆续建立了民间行政观察员制度。民众自发成立“全国公民权利代言人联络会议”，对政府行为进行监督，检查纳税人的钱到底是怎么用的。他们时常向政府提意见，要求公开财务。在密切监督之下，政府官员自然不敢随便用公款吃喝了。如果说“公务接待费用纳入财政预算”是内部的硬监督，那么，民间的监督就是外部监督，如何让民间的监督硬起来，需要研究。
    
    提高治理公款消费的技术含量。芬兰为了管住公务员集体使用公车，就设计了一套监控系统。公车上装有两个按钮的发射器，一个是"公务”字样，另一个是"私事”字样。上车时要分情况按下按钮，让监控中心收到信号具体掌握公车一路的行踪。如果按下了"公务”按钮，而汽车实际行驶的方向不对头，车上的无线电话就响了，监督人员会打来电话询问和提醒开车者。治理公款消费我们过多地强调了法律和政治、道德觉悟，忽视了技术手段，芬兰的监控系统应该是一个好的启发。
    
    对于反腐败，温家宝总理曾经说过一句话：“古今中外的历史值得我们借鉴、反思，腐败最终是亡党亡国。”面对每年动辄数千亿元的公款消费，什么样是合理的，合理的该如何体现节约；什么样是不合理的，哪种场合需要公款消费，以怎样的标准进行消费，都应该体现一个“细”字，要让公款报销的手续来得更复杂些，让喜欢公款消费的人提起报销就头疼，只有这样，治理公款消费才有执行力。[魏青]

相关报道：
从“行政事业专用酒”看公款吃喝 

比公款吃喝3700亿元更可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