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说“北京不是‘首堵’，北京还是首都”，但北京市长王岐山日前在考察香港城市交通系统时，对比京城的拥堵，还是十分感慨。王岐山强调了“公交”的重要性问题，说“大家都开私家车，城市会很难管理”，报道里未见他说到“公车”。（据11月19日《海峡都市报》）

    然而，庞大的公车队伍给北京“添堵”，是不争的事实。中非论坛期间，北京公车封存一半，交通立时改善（11月21日《中国新闻周刊》）。在北京282万辆车子中，私家车有200万辆，公车约80余万辆，公共汽车1.8万辆。当政府限制公车上街，让49万余辆公车封存入库、使总量减少近1/4之后，道路立马畅快了起来。这个事情再次引发公众关注“公车改革”，再正常不过了。

10月11日，南京涉改公务用车拍卖会现场。新华社记者孙参摄

    这些都是公开见报的数字：全国现在约有400万辆公车，每年耗资3000-4000亿元；今年全国公车采购量创历史新高，将一举突破700亿元，而去年则花了600多亿元；全国公车仅1/3用于公务，其他2/3的出车机会都“私用”了。公车主要是领导们特别是“一把手”们使用，大量的公车大大增加了行政成本，而大量的公车私用则是一种“亚腐败”。公车问题，是一个长年积累起来的问题，积重而难返。

    就公车改革说公车改革，是不会有大的效果的。车子无非是一个“载体”，背后是体制特别是财政体制问题。现在我国财政收入已突破3万亿元，若加上预算外的财政收入，实际财政收入应当在4万亿元左右。公共财政必须首先满足对公共需要的保障和供给，特别是要解决基础性的民生问题。但是，当享用公车的“一把手”成为使唤公车的“一霸手”之后，拿财政的钞票来采购公车就成了“第一选择”，公车队伍的膨大是必然的。相比之下，现在拥有59万辆车子的香港，因为有着严格的财政制度，公车一直保持在区区2000辆，17年来没有增加过1辆。

    那么，我们为什么会轻而易举地一年拿700亿元用于采购公车？这就涉及财政的使用与监管问题。由于缺乏透明公开和严格监管，这些来自纳税人的钱，作为纳税人的公民却并没有多少监管的权利，那花钱的“权力”悉数“让渡”给掌权者了，当权力中人如数控制了“财权”之后，于是爱怎么花就怎么花，这样手中的权力渐渐就变成了一种特权；在特权的支配下，大量采购小车并且“公车私用”，就变成了现实；而且小车还要越买越高档，甚至牌照也越来越“特别”；不久前，还发生了这样的怪事：某县的“一把手”乘坐军车牌子的小车被交警拦检，结果手下的人动手揍了交警，可见公车“一霸手”的厉害。

    “小车攀比”让我们看到，在某种意义上，“亚腐败”比腐败具有更为强大的扩散性与渗透力。正是由于财政阳光制度的缺位，使公车问题越演越烈；由于民主财政程序的缺损，特权通过公车、吃喝、出国等等，首享了改革的成果，使政府维护公平正义的首要职能受损。上海社科院一份调查显示，普通老百姓对影响社会和谐的诸多问题深表忧虑；“在老百姓心目中，部分党员干部不再被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被视为特权阶层。许多人反映，在用车、住房、医疗、子女等方面，干部阶层明显与老百姓之间拉开了距离。”（见《报刊文摘》10月25日）

    财政在“封闭的循环”之后，公众别说监督，就连获取基本信息都很难。比如，我们的政府采购信息就曾难倒美国学者：威妮弗雷德女士是美国知名的政府采购问题专家，这位“中国通”很困惑：“从什么样的官方媒体可以了解中国政府采购的全面信息？”中国学者的回答是：不论什么样的采购信息媒体，内容既不相同也不互补。这让威妮弗雷德十分惊愕，她说，“实施政府采购制度的国家和地区，纳税人获得信息的渠道是统一的。在德国，所有公共采购的招标信息都必须在《联邦政府公报》上披露。”（见《报刊文摘》8月25日）

    和谐社会的建设，离不开公共财政政策的阳光；而没有这样的“阳光”，那么必定难以融化“公车堵路”的坚冰。(徐迅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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