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接触了一些长期在最基层与第一线帮助解决“三农”问题的志愿者，我为他们的行为选择而感动。因为他们才是真正以自身的行动在阐释着中国的“穷人经济学”。

    中国人民大学梁漱溟乡村建设学院有一批志愿者，在中国一些贫穷的乡村从事发动与组织农民建设新农村的工作。与某些单位组织的大学生支农活动不同的是，这些志愿者并不把自己定位为去给农民“送”什么，而是一下到乡下，首先就把自己的身份变成一个彻底的农民，让农民兄弟感觉真正能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至少在农忙时家里会多一个壮劳力！这些志愿者从事乡村建设，完全不图什么回报，有时自己还得往里面贴进每月几百元的微薄的口粮钱。其中有一位在海南从事合作社建设的志愿者，因为将自己的一点积蓄都贴进了合作社，妻子生孩子都没有办法照顾，觉得实在过不去，才被迫写信向温铁军先生说了他的处境，温铁军先生拿出自己的讲课费用帮助他过了这关。

    有一位经济学者曾经向我抱怨：同样是国务院通过的《意见》，在经济理论界受到的“待遇”并不相同！他说的是国务院先后通过的《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与《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前一个《意见》出台后，经济学家开了很多个讨论会，写了数不清的文章与建议，讨论如何落实如何改进等问题；而后一个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意见》出台后，却几乎听不见主流经济理论界任何人发表看法。这位经济学者的抱怨有些道理。但同时我也高兴地看到，也同样有一批热心的志愿者在通过一些具体的小事，一点点地帮助农民工改善他们的处境。

    这其中，有一位叫陈宁的女士所做的事尤其令我感动。此前，媒体曾广泛关注过一名因贫困而无法就医的湖南乡下小女孩冬香，就是她安排得以进了北京广济医院。现在，为了使农民工进城务工过程尽量顺利一些，陈宁女士正组织编写一本《农民工进城务工宝典》，这本书以最通俗的语言就农民工进城可能遇到的种种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解答：如何防止上当受骗？正规的劳动力市场在哪里？如何签订规范的用工合同？用工中享有哪些基本权利与保障？出现劳动纠纷应该如何寻求政府的帮助？工伤事故如何处理？……与一般的原则性解说不同的是，《宝典》提供了农民工常去的一些城市中与务工过程密切相关的责任机构的联系方法、详细地址与电话号码。为了保证这套《宝典》能到每个农民工手中，陈宁女士还设计了几套发放方案，对各种方案的优劣进行了比较，最后确定与大学合作，由放寒假回到乡下的大学生在自己所在的村庄发放这套《宝典》，宣传这套《宝典》。而为了方便农民工进城时携带，她还特别将这本书设计成“红宝书”形式。与此前她帮助小冬香一样，陈宁女士在做这件事时几乎没有任何回报，但她做这些事的热情与投入都表明，她将此事作为她的一项事业在做。

    我在与这些涉农问题的志愿者的接触中，另外一个深切的感觉是，他们生活得简单、纯粹，同时快乐、充实。

    我以前曾经说过，因为社会问题凸显，中国经济学家时代已经结束。但在中国，有一种经济学不会过时，这就是“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是“三农问题的经济学”。其原因就在于，尽管中国经济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以世界银行每天一美元的贫困线标准衡量，中国有1.72亿贫困人口，仍然是世界上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而这1.72亿贫困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又集中在农村与农业部门。

    不过，在中国这样的国家，解决“三农问题”的经济学不是在书斋中写出来的，而是靠在实践中做出来的。所幸的是，长期以来中国有一批人在实践，在做。在我熟悉的学者中间，既有温铁军这样长期从事“三农”理论与实践的资深学者，又有近些年来逐渐崭露头角的中年学者如李昌平、贺雪峰、何慧丽等，现在又有我上面介绍的这些青年志愿者。尽管温铁军先生曾经反复说自己这类人不是经济学家，是实践派，但我认为这些人才是中国最好的经济学家。因为在中国古汉语中，经济学，就是指经邦济世的学问，而不是某个小圈子内玩的一种智力游戏。我也相信，在乡土中国，发展起能真正经邦济世的学问的经济学，最终也只有脚踏实地从事乡村建设的这些人最有资格。 （卢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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