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用平平仄仄的枪声写诗

二万五千里是最长的一行

——引自《诗人毛泽东》

    长征是华夏大地上气吞山河的英雄壮举，也是人类历史上的唯一。每每重温毛泽东长征诗词，徜徉在平仄长短的字里行间，内心的感觉总能超越惨烈、苍凉和悲壮。“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又何尝不是一种意境呢？

    作为战略家兼诗人，无论环境和个人际遇如何，毛泽东总是敏锐地预见和捕捉光明。以创作于长征前的《清平乐·会昌》为例：当时，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排斥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在国民党军队第五次反革命大“围剿”中，中央红军严重受挫。后来毛泽东为自己作品作注时回忆到，当时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郁闷。尽管如此，被“安排”在会昌调研的他仍然对革命事业抱定坚定的信念，在他眼中，不仅革命根据地“风景这边独好”，“更加郁郁葱葱”的远方同样孕育着希望，因此，他以跋涉者的豪迈，抒发着“踏遍青山人未老”的情怀。

    而长征中的毛泽东的确在“踏遍青山”。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出发的毛泽东一路穿行在崇山峻岭之中。山，是对手，是朋友，也是诗人毛泽东的灵感之源。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他眼中之山、脚下之山、胸中之山，终而成为笔下之山：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三首以“山”为题的《十六字令》，没有具体写哪一座山，着意于对山的总体感觉。通篇不见一人，但处处皆人。山，成了宏大的喻体和象征物。不正是勇往直前的红军，成为中国革命赖以支撑的擎天巨柱吗？

    为庆祝娄山关战斗胜利而作的《忆秦娥·娄山关》，是毛泽东的得意之笔。娄山关之战发生在二渡赤水、再占遵义的途中，是毛泽东沉寂三年重掌兵权后的重要一役。战斗于拂晓打响，经过反复冲锋、肉搏，直到傍晚才占领了娄山关关口。这时太阳还没有落山，战场也未及打扫，登上娄山关的毛泽东心情依然沉重：“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在毛泽东的视野中，茫茫山海和血红的落日形成强烈的刺激，似乎在警示：从会昌城外高峰到娄山之巅的“雄关漫道”，红军虽已跨过生死线，但前面的路也许更长、更险。然而，挫折和困难从来动摇不了毛泽东必胜的决心和信心，他已做好了“从头越”的心理准备。

    经过雪山、草地，克服重重困难，长征出发一年后的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在吴起镇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毛泽东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和喷薄而出的诗兴之中，《清平乐·六盘山》、《念奴娇·昆仑》和《七律·长征》呼之欲出。

    六盘山是长征途中的最后一道天险。敌人布下重兵，妄图围歼长征红军于此。在毛泽东指挥下，红军避实击虚，歼灭阻截、尾追之敌，于10月7日翻越六盘山，化险为夷。“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望断南飞雁”的毛泽东此时在想什么呢？也许是眷恋着曾经“风景这边独好”的苏区根据地、牵挂着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的同志和战友；也许是在怀念那些倒在北上途中的烈士；也许是期待着依然在长征途中奋力前行的另外两支红军主力……当然，毛泽东更加欣喜的是，“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他敏锐地预感到，六盘山是一座里程碑，突破了它，就意味着长征的胜利。于是迫不及待地发出了“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的追问。

    当万里长征在那首著名的七律里得以全景式的再现时，我们分明觉得，长征并非因为在诗里获得了诗意，长征本身就是诗。再回首，山已不再那么凶险，巨龙一样的五条大岭不过是微波细浪，气势磅礴的乌蒙山脉更像是滚动的泥丸。金沙江两岸高耸入云的山崖给人的感觉只是一种“暖”热，被敌人抽去桥板的大渡河上高悬的铁索，也仅仅有点“寒”意。连眼前岷山的千里风雪，也已变成让人欣喜的美景。虽只有56个字和一年的跨度，其真正的时空内涵却有着世界历史上最罕见的沉重和遥远。

    单从字面看，《念奴娇·昆仑》和《沁园春·雪》并没有直接表现长征，但若离开长征背景解析文本或者不能透过文本体悟长征，未免肤浅。1935年9月，中央红军翻越岷山，作为南方人的毛泽东在山顶上极目四望，第一次看见了雪峰如海的世界，视觉乃至内心的震撼是不言而喻的。《念奴娇·昆仑》或许就是在此时此地获得的灵感。在对莽莽昆仑雄姿和功过的纵横评说中，毛泽东笔锋一转，直奔反帝国主义的宏大主题，他想象着把昆仑分而享之，为人类造福，让世界平等和谐、冷暖与共。被誉为旷古绝今之作的《沁园春·雪》，确因1936年2月的一场大雪而触发诗兴。然而，长征途中雪的印象太深刻了，常常积多年景物观察于笔端的毛泽东把此雪景与彼雪景融为一体，并且作为由头，极尽铺排渲染，而后由物及人，谈论古今，评说功过，并于篇末亮出点睛之笔：“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不是吗？今朝的红军，经历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才是历史真正的主人。

    毛泽东长征诗词的价值首先在于给我们提供了以审美角度回眸长征的范例，有助于提升对长征历史事件本质精神的深刻认识和理性把握。让我们知道，长征不仅仅诞生英雄和悲壮，也诞生诗人和艺术。

    然而，长征终归是一个历史事件，历史则意味着远去与消逝，更重要的是，毛泽东长征诗词给我们提供了深刻的现代启示。无论是微观个体还是宏观意义上的集体、民族或国家，总是处于“长征”或“新长征”之中，总是会遇到这样那样、可预见或不可预见的困难，在战略上，最需要的是乐观、豁达、大无畏的思维和态度，需要以超然、超现实的眼光看人生、看挫折，看潮起潮落和云卷云舒。这是一种生存、发展的智慧和生存、发展的美学。当然，这并不排斥把困难看得大些，把征途看得艰险些，把问题看得复杂些。恰恰是在战略与战术、现实性与超现实性乃至于审美性的结合上，毛泽东以他出神入化的军事指挥艺术和恢弘壮美的长征诗词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杜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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