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华华    作者文集     

    9月19日公布的《中国城市畅行指数2006年度报告》显示，2006年城市畅行程度受评得分为54.1分，未达及格线，表明城市交通正处于拥堵困境。据了解，该《报告》由上海华普汽车有限公司与零点研究咨询集团首度联合编制，在国内第一次以北京、广州、成都等25个城市为单位对城市交通的通畅度等进行全面度量。（《东方早报》9月20日）

    这个“畅行指数”报告所指的25个城市，实际上全部是直辖市或省会城市。因而，“畅行指数”总评不及格的事实，其实揭示出中国面临的“大城市病”。

    在现代工业社会，资源会自然地向少数城市集中，以取得“规模经济效应”，由此，当工业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大城市病”也就不可避免，而成为一道世界性的难题。在中国，过去的计划经济与现在的市场经济，都在以不同的机制向大城市集中资源，共同加深了中国的“大城市病”，情形变得更为复杂了。

    “大城市病”的主要特征就是公共资源十分紧张，人口与资源的矛盾极其尖锐。一般来说，大城市往往意味着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好的公共服务，更大的发展空间等等。这就导致了人口不断涌入大城市，使得相关的配套设施难以承受人口压力，教育、卫生、交通、水电气等公共事业，会因为人口的迅猛增长而日益相对紧缺。

    近年来，随着汽车工业的快速增长和汽车降价风潮的席卷，使得一些大城市“跑步”进入了“汽车社会”。于是，汽车保有量的急剧增长，让道路交通资源的发展相形见绌，特别是在一些旧城区域形成的交通瓶颈，形成了一道堵车的“大城市风景线”，成为“大城市病”最为集中的体现形式。

    应当指出的是，备受城市居民诟病不已的公共部门，经常扮演了“大城市病”的“替罪羊”。对于公共部门来说，即便是最有预见性和前瞻性的天才，也往往很难预见大城市扩张的速度。况且，过去的城市公共资源结构还制约着今天的改变。最为明显的例子是，由于城市规划和房屋拆迁等问题，旧城改造、道路拓宽的难度很高。

    更何况，经验观察还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诸如交通堵塞之类的排队问题，具有“边际效应递增”的特点，表现为：每增加一辆汽车参与堵车，最后平均每辆汽车的堵车时间会增加。这种在排队时间上的“边际效应递增”，使得资源紧张问题被无形之中放大了许多倍。这就导致了“大城市病”加剧的速度更为猛烈。

    可以说，透过“畅行指数”不及格，可以让人更清楚地意识到“大城市病”，进而会促进对“大城市病”的治疗。从长远来看，改善中小城市以及农村的公共资源，引导市场要素从大城市分流，才是从根本上解决“大城市病”的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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