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价过高”的感受来自哪里

央行调查显示，月收入5000元以上的家庭中认为“物价过高”的占 16.4%，而月收入 2000元以下的家庭中，这一比例达到45.5%。（9月18日《中国青年报》）

物价稳定不但对经济发展异常重要，而且对人民群众的生活、思想影响也很大。物价稳定，人心就稳定，已经被无数次事件所证实。而目前，一定比例的百姓认为“物价过高”的一个重要特点或者说不可忽视的情况就是，这种“物价过高”的感受来自于居民一般的生活必需品，而不是奢侈享受商品，即主要来自食品、服装、交通费、电讯费、医疗药品费、教育费、水电气费、房价、房租、物业费等生活必需品支出或者说“刚性支出”。

以今年8月为例，当月居民消费价格总体仅上涨了1.3%，具体到品种可以发现，居住类水、电、燃料上涨了5.6%，粮食价格、医疗保健、服务均上涨了3.1%。这些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幅度，是总体价格指数上涨幅度的2-4倍。这种支出与其他奢侈享受品不同之处就是，要想生活下去就必须自掏银子开支。一旦收入不能满足这种生活必需品支出，就可能把百姓逼上“绝路”。烟、酒、景区价格上升了，百姓可以不抽不喝不去旅游，而总不能不吃饭不出门不用水电气露宿街头吧，说它是刚性支出就“刚性”在这里。

再一个就是，百姓对物价继续上涨的心理预期还在增加。《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显示：86.7%的人预计，在接下来的第四季度，价格肯定还会上涨。国家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来反映和衡量百姓生活消费情况。而我国的CPI指标一直在低位徘徊，不但与居民对物价的真实感受差别很大，而且与经济发展速度也差别很大（一般经济高速发展，物价一定在高位运行）。这种既不能反映百姓实际消费感受，又不能反映经济发展状况的CPI，实际上已经起不到什么作用。国家统计局负责人就百姓的质疑多次强调，让社会各界正确理解我国的CPI指标，可我们就是很难理解。

百姓对物价感受是这样，那么，收入感受如何呢？我们以数据说话：从1997年到2005年，我国GDP年均实际增长9.2%，名义GDP年均增长11%，而同期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分别只增长9%和6%。比较可知，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不但大大慢于GDP的名义增长速度，也慢于GDP的实际增长速度，其中农民收入的增速远远低于GDP增速。但在1991年～1996年，我国GDP年均实际增长12%，GDP名义增速为26.7%，而同期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分别增长23.3%和22.1%，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略慢于GDP的名义增长速度，但大大高于GDP的实际增长速度。具体到每一个企业和单位，收入的不平等状况更加严重。工资总水平的提高和人均收入的增加，大多都增加到了领导阶层、管理层和高层，普通员工工资有些还保持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那次工资改革的水平，个别的还有所下降。

一边是生活必需品日见上涨，另一边是百姓收入不涨或者上涨缓慢。这种两头挤压的现象，怎能不让一些百姓感到生活压力的沉重。我们必须破解这种困局，切实减轻百姓的生活负担和压力，使百姓真正感到改革开放带来的实惠，感到幸福指数不那么遥远。

要大幅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适当缩小单位、企业之间和内部的收入差距。大幅提高劳动力价值，适度调整资本和劳动在分配中的比例。把收入增加的重点放在中低收入者身上。

少谈些国际接轨和国际惯例，多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要谈国际接轨和国际惯例，也必须采取两点论和两分法。既要谈物价、分配与国际接轨，又要谈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医疗保障与国际接轨，而且还应先谈百姓收入、社会保障、医疗保障与国际接轨，后谈房价、水电气价以及分配上与国际接轨，坚决反对一些行业动辄“涨价时要和国际接轨，应降价时却拿国情搪塞”的怪现象。

生活必须品、公共产品的服务和价格不能完全市场化，必须严格控制价格。否则，受害的是低收入阶层。政府该管制的一定要管制，这也是美国、欧洲的国际惯例。水、电、气价已经调整多次，只北京1991年到现在已经调整9次。工业、服务业用水量最大，价格调整应该瞄准这些行业，何必盯住百姓越来越瘪的腰包呢？

国家统计局也应与时俱进，适时修订CPI指标的统计范围和抽样方法，使这个本来十分重要的经济数据真正发挥出作用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