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农  作者文集

    虽然各地反对水价上涨的声音依然高涨，但全国水价调整的步伐仍在加速。发改委价格司的内部人士透露：“发改委正在研究分项措施，继续推涨水价。”可能的水价改革方案将包括扩大水资源费征收范围、合理调整水利工程价格、调整污水处理收费制度，这“三费”的调整将成为水价改革的前奏，并带动城市水价全面上涨。（9月10日《中国经营报》）

    倡导节水、自来水公司亏损、发展水利工程、进行污水处理……对水价上涨的官方理由，公众几乎耳熟能详。诚然，从环境保护、改善以及保证健康用水的方面看，将水价维持在合理层面确有必要，甚至不排除在低价位适度上涨。但是，频繁的大幅上涨，譬如有的城市去年7月刚刚由1.90元/立方米上涨到2.30元立方米，这次欲跟着上调0.95元，则显然令公众不好接受。更应警惕的是，公用事业和公益服务领域的价格几乎不断全面上涨，很可能在突破“草根阶层”的心理承受底线之后，“草根阶层”自我感到被甩掉了。

    此说并非危言耸听——以作为公用事业的高等教育为例，高昂的学费标准不时暴出“杀人”悲剧，即使有助学贷款等相关扶助措施，依然令一些贫寒学子望而却步，9月9日《新商报》报道，手拿录取通知书的准大学生放弃了高昂的大学，转而求学低廉的技校。与其说这是一种理性选择，莫若说是被公用事业甩掉了。从教育延伸到公众生活领域，水、电、气、住房、交通等等方面的全线“飘红”，如果得不到理性规范，在未来时刻，类似“弃大学上技校”的尴尬事情，很可能会频繁上演。

    破解公用事业“涨价依赖”与民生之间的矛盾，在我看来必须在涨价过程中澄清两个关键词。一是科学的成本核算。公用事业的人工成本、公共资源效率是否合理，建设和完善成本到底是多少，不能永远是公众无从知晓的谜，更不能是一支靠媒体曝光挤一点是一点的牙膏。根本上看，这是涨价与否的基础参数，只有在内部挖潜达到合理程度的时候，才能考虑涨价。由于许多公用事业都具有垄断性质，这个与定价密切相关的成本，应该由政府部门监审并公开。

    二是公众承受能力下的分担比例。既然是公用事业和公益服务，那么，公众在缴纳了法定税赋之后，相当于承担了初期的建设和管理成本，而在其后续管理和发展中，公众通过缴费再次承担成本，则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分担比例——让政府、公用事业部门、公众的责任各归其位，而非模糊地向公众转嫁。

    成本核算和分担比例是涨价合理与否的两个相互关联的关键词，任何一个模糊不清，都会在垄断的“掠夺性”下导致公众私人钱包与公用事业界线不明而受损。比如大学学费为“学校每年每个学生平均日常运行成本的25%”，先不论这个分担比例是否合理，正是教育成本一直是本糊涂账，才在实际上使学费远远突破了25%的指标。教育如此，其他公用事业行业也概莫能外。所以，实现民生领域的服务价格合理定价，遏制涨价“绑架”公众利益，就必须在定价中解释清楚这两个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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