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作者文集

    教师节前夕公布的一项的调查表明：“近三分之一的教师认为收入两极分化是最大的苦恼”（9月10日中国新闻网）。这条消息让我深受感动——什么叫“学为人之师，德为人之范”？这就是！自己在享受节日，但仍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无愧为人师表。

    继续往下看，发现我有点自作多情了。原来让教师们感到苦恼的仅仅是他们自己的两极分化：“同是站在三尺讲台上的老师，收入却有天壤之别”。虽然我有一点失望，但也认为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教师内部的两极分化，也是不能容忍的，教师有权利只关心自己。

    但再转念一想，好像问题又不这么简单：世界上职业多的是，但专门为之设了节日的，只有非常有限的几种，教师就荣忝其列。为什么教师会享受如此殊荣呢？想来想去，觉得答案只有一个：这是因为教师这个职业，内在地规定了其从事者，必须比从事别的行业的人，具有更高的道德水准。社会和公众是这样认知的，而且他们也有权利提出这样的要求，其理由就在于，教师的道德水准，直接关系到下一代的道德水准，因此也直接关系到未来的社会将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以及是不是能够维持下去等命运攸关的重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师是不能套用“XX也是人”这样的句式，以“教师也是人”为托辞，来推卸自己应该承担的道德义务的。

    但遗憾的是，近年来，这个问题恰恰成了教师群体的一个软肋。“禽兽教师”之类极端的例子就不举了，教师节期间，就发生了这样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某小学“让学生在教师节给老师们发短信送祝福。出人意料的是，老师们居然在黑板上写下了祝福语，让孩子们回家照样发给自己”（9月10日《燕赵都市报》）——我不知道别人如何解读这件事，反正我认为，这反映了教师在学生面前极度缺乏道德自信，只好采用这种笨拙的“事先设定”的方式，来确保孩子们给自己的祝福不会“出格”。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这些事情仅仅是个案。那么好，我们就来谈谈更“一般”的问题，比如这些年来搞得天怒人怨的“教育产业化”和“应试教育”。必须指出，对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应该负主要责任的，是那些有权制定政策的人和不合理的教育体制。但教师作为一个群体对此就完全没有责任吗？在我看来，由于“产业化”也符合教师的利益，“应试教育”降低了教师的工作成本，增强了教师对学生的控制权，同时也为部分教师通过“补课”、“办班”、 “编辅导材料”等方式创收提供了方便。因此，虽然这两件事弊端明显，但并没有受到教师群体的抵制，不少教师热心“共襄盛举”，这也不是什么秘密。显然，教师们在这些问题上，是很难说自己是完全问心无愧的。

    报道中说，有一位教师提出：“尊师重教不应只在教师节。”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但答案究竟是什么，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们自己：是在“授业、解惑”之外，也当仁不让地承担起“传道”的使命，对自己提出更高的道德要求？还是仅仅满足于做一个只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

    说实话，我对每年在教师节时，都有教师出来呼吁“尊师重教”都让我替他们感到有点尴尬。因为尊重应该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呼吁出来。如果教师要靠呼吁才能受到“尊重”，那教师节也就过得味同嚼蜡，何必非要过呢？（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相关评论：

                         教师的人本主义快乐不应被赊欠

    遗憾的是，千百年来中国文化传统一直将教师角色的社会认同“神圣化、悲情化、妖魔化”着：所谓“天地君亲师”，教师在知识、智慧、人格上被抽象成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接着我们用蜡烛、春蚕，眼泪、疾病给了教师群体悲情主义的文化匡定；于是老师的错误是动辄得咎的、是不可原谅的，一个人的过失都足以让整个群体蒙羞……在这样一种宏大的社会语境下，老师，你真的快乐吗？

    祝福老师、感念师恩，就请还原教师的“人”的对等身份。快乐与尊重，不是非要以贫困、坚守、挣扎、超负荷为成本。在新近“取消教师终身制”的寓言里，我们一边以市场化、功利化、甚或官僚化的管理法则竭力把教师还原为市场“打工者”，另一方面又要以高尚化、美学化的道德法则，要求他们在新课改的号角里抛开名次俗念，关注学生的自由发展。那么教师的身份定位到底是什么？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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