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中，《第一财经日报》刊发了两篇有关富士康集团的报道，认为其在深圳的工厂普遍存在工人“超时加班”的问题。7月初，富士康集团向深圳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记者王佑和编委翁宝，并提出财产保全请求。法院随即查封了两人的房产、汽车和存款。此案一经披露，立刻引起媒体与学者的热烈讨论。在具体的法律程序细节之外，此案也被扩大解读为资本与媒体的对峙，对峙之中双方力量强弱悬殊，让人心惊。
毫无疑问，企业有权保护自己的名誉，媒体也必须为其报道的真实性负责。但是，富士康集团此番维权，却让人读出了“淫威震慑”的意图:第一，富士康没有直接起诉报社，而是选择了记者与编委个人。被告者不仅经济能力与社会活动能力都明显更加弱小，而且他们是直接操作新闻报道的具体个人，对他们的威慑，可以最有效地防止类似负面报道在未来重现。第二，富士康以其强大财力为后盾，提出了财产保全的极端请求。在开庭以前，案件是非明了以前，被告人的财产已经遭到查封。不论报道是否属实，不论案件最终如何判决，恐吓新闻工作者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达成。用当事记者王佑的话讲，以后还有哪个记者敢去揭企业黑幕？虽然控诉指向的是具体的两个记者，但是受到震惊的确实是整个新闻界。
有学者指出，法院在立案对象上存在问题，施行财产保全疑似偏袒。但是现在没有证据表明，富士康集团与法院之间有不正当的关系，只能说企业利用了法律的漏洞，有效地将财富转换为权力。富士康集团总裁郭台铭与媒体的互动，一贯有其“强烈的个人风格”，而且富士康在台湾被认为“好讼成性”，此案手法娴熟，并不意外。但是恃财傲物者，绝不只富士康一家，从财富到权力的转换，也不只发生在法律程序中。实际上，如果没有独立的监督和健全的法治，大型企业挥舞财富的魔杖，可以贿赂政客，可以收买媒体，甚至还可能把公权力变成巨商进一步敛财的工具。财富就是权力，这从来都不是秘密，但是必须防止财富权力在经济领域之外蔓延，这是现代社会的常识。
可是，在发展中的中国，企业家被社会娇宠，一个效益良好的企业，因为对区域经济的重要作用，常常可以得到社会各界的偏袒与保护。财富权力不仅缺少有效制约，而且趋向膨胀，社会博弈能力非常强大。与之对比的，正是媒体的艰难成长与备受挤压的弱势地位。
一方面，媒体有舆论监督的重要使命，但其报道与言论的权力始终缺少专门法律的充分保护。此次富士康案，有专家特别指出，言论立法的缺失，让记者和报社都处于被动的地位。另一方面，媒体在市场化改革中成长，需要依靠商业广告自食其力，对企业具有一定的依赖性。再加上媒体整体起步较低，全行业的抵抗能力较弱，因此对广告客户妥协的事件时有发生。财富集团依靠财力直接向媒体施压，已经屡见不鲜。《第一财经日报》此番挑战全球500强企业，即使报道略有瑕疵，其勇气和责任感也应该得到支持和赞许。
富士康事件，是财阀干涉媒体行为的升级，从收买变为恐吓，从以财力施压，变为通过公权力威慑。其中暴露了一个缺少约束的强大资本的有恃无恐，在这一有恃无恐下，资本认为媒体可以轻易地被恐吓，被操纵。这，应该不仅仅只令媒体感到尴尬和耻辱。然而，市场竞争与社会分工，要求媒体必定要成为监督力量、社会自我清洁的力量。媒体的这一特性使得它天然具有进攻性，因此必然引来被监督者的反击。可以说这职责让媒体格外脆弱。但是，监督是媒体的本职工作。所以，即使其监督权益不能得到充分的法律保障，即使总是要经受来自被批评对象的压力甚至报复，即使记者被很多地方与机构列为最不受欢迎的人，媒体也仍然会坚持其监督批评的职责。（南方都市报 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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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诉讼的对象不是媒体本身，而是记者，记者在自己报纸上发表文章是一种职务行为，是受报社委托的，所以诉讼对象是完全错误的。另外，法院受理此案后，没有做一个基本的审查，就采取措施查封了个人的财产，给人的感觉是任何一个环节都留下了漏洞。
法院为什么不顾舆论，做出了令舆论哗然的裁定，原因可能在于法院在此次事件中，不仅仅是一个裁判方，而且也是利益方，同意了富士康的财产保全请求，受理了富士康的诉求，可以按照3000万的标的收取费用。这种畸形的收费制度，对于法院无疑具有极大的诱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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