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3000万索赔案”：请密切注意深圳市中院的动向
这是一起天价索赔官司：因为报道富士康“超时加班”，两位记者个人遭到了3000万元的索赔！台湾首富郭台铭属下的那个深圳公司，以名誉侵权纠纷为由，向《第一财经日报》两名记者提出如此的天价索赔，而法院已查封、冻结了两名记者的个人财产。（8月28日《南方都市报》）
富士康是否“超时加班”、是不是“血汗工厂”，不是我们旁观者所鉴定的；而提起司法诉讼，索赔3000万也好，索赔3000亿也罢，当然也是富士康的权利。著名法学家贺卫方不客气地说，“这是一种震慑、淫威，是要用这样一种方式使其他的媒体产生一种寒蝉效应”。在我看来，欲施“淫威”是容易的，而想“震慑”其他媒体则绝非易事。富士康若是期待噤若寒蝉般的“寒蝉效应”在其他媒体普遍发生，今后媒体记者不敢再继续揭露“血汗工厂”，这大抵是痴人做梦，是在羞辱中国媒体的良知与智商，是注定不可能“圆梦”的。
公众现在把注意力较多地集中于原告富士康身上，我以为并非正确路径。富士康即使被“万箭穿心”，弄得“体无完肤”，那也不过是一个司法案件中的“挡箭牌”；司法公正这一道最后的防线能否守住，不是看富士康是否“淫威”巨大，而是要看审判案件的法院。受理这起天价索赔案件的是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该院已完成了“两步曲”：一是立案，该案的诉讼对象竟然不是报社而是记者，记者发稿是职务行为，这么一起诉讼对象完全错误的案件，就这样荒唐地“立”起来了；二是查封，法院受理此案后，竟然立马就做出了民事裁定书，查封了记者个人的财产。
匪夷所思！连诉讼对象都搞错的案件，竟然已发展到了这个地步。荒谬得无以复加的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在羞辱中国公民的法治智商。从今天开始，请公众密切注视意深圳市中院的动向，看看他们在走过荒谬的“两步曲”之后，还要迈出什么样的步子。
我们首先要提防“金钱审判”。大作家罗曼·罗兰早就以他鄙视却不失从容的口吻说过：“审判是只要有钱就可以颠倒黑白的技术。”被金钱所滋养的法院，即使不是“吃了原告吃被告”，光是拿拿那诉讼费就爽歪歪了。这次诉讼人自恃财力强大，于是狮子开大口，天价索赔3000万，这正中法院的下怀，因为受理这种案子是按标的额来收取诉讼费的，主张的越多，它的收益越大。可想而知，若是施行“金钱审判”，那不仅是在羞辱公众的智商，而且也是在羞辱断案者自己的智商。
其次我们要提防“权力审判”。如果法院在审判这起案子时是被“领导”的，那么“独立审判”和“司法公正”根本就无从谈起。企业是能够创造GDP的，权力如果出面倾力为企业“保驾护航”，“葫芦僧”就乐得判断“葫芦案”了，就可以挥洒它的“自由裁量权”了。古希腊大哲人苏格拉底曾说：“裁判官需要四种品质：专注地倾听，圆满地回答，冷静地判断，公正地裁决。”公正的司法审判，必然是一种救济，而不是一种帮凶，更不是一种权力的寻租。
人大监督法刚刚颁布，其监督对象可是“一府两院”，法院的司法权力是必须受到监督法监督的。尽管该法明年才施行，但法律已颁布，法条已展示，我认为具体的监督工作完全可以先行起来。我建议当地的人大把这起案件纳入全程监督，把深圳市中院的作为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看看它今后究竟是“拆招卸力”我行我素，还是公正执法守住底线。
(文/徐迅雷 来源：光明网 )
相关阅读：
富士康起诉记者的策略分析
对于鸿富锦公司来说，这是一个有相当“策划水准”的策略性选择。这种选择，既有来自现实的判断，又有来自法律的考虑。从既往的经验来看，早在2004年，富士康向台北地方法院提供一千万元担保金，诉请对台湾《工商时报》一记者的个人财产进行“假扣押”，起因也与此类似。富士康老板曾说：告记者只是为了求真相，用了创新的方法，也许招数比较严厉，但打赢官司钱会捐出来的。这一次，同样的手法在大陆如法炮制，动机是一致的。那就是，另辟蹊径，不与报社为敌，直奔记者而来；不以索取赔偿为指归，而以教训“添乱”的记者为目的。详细>>>
鸿富锦的诉讼请求何以得到法院支持
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诉讼的对象不是媒体本身，而是记者，记者在自己报纸上发表文章是一种职务行为，是受报社委托的，所以诉讼对象是完全错误的。另外，法院受理此案后，没有做一个基本的审查，就采取措施查封了个人的财产，给人的感觉是任何一个环节都留下了漏洞。
法院为什么不顾舆论，做出了令舆论哗然的裁定，原因可能在于法院在此次事件中，不仅仅是一个裁判方，而且也是利益方，同意了富士康的财产保全请求，受理了富士康的诉求，可以按照3000万的标的收取费用。这种畸形的收费制度，对于法院无疑具有极大的诱惑作用。
富士康起诉媒体记者绝非个人事件，而是一个打压媒体监督权和公众知情权的公共事件。如果资本肆无忌惮，司法机构不秉持正义，资本不受民众的监督，这个社会无疑是很可怕的。我们期待着新闻媒体更多的报道和评论，也期待司法机构的司法良心和法律信仰，让这起诉讼闹剧不再上演。详细>>>
起诉记者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富士康公司起诉记者个人，总额达到3000万元，这从诉讼一开始，就容易从精神上对记者产生巨大压力；其次，他们以如此高额的诉讼标的起诉，就有理由申请诉讼保全，从而查封、扣押记者的所有财产，使得记者个人生活和工作极不方便，破坏他们的正常生活，也给记者的家人也带来压力，而即使判决结果对他们不利，公司因为有雄厚的财力，即使要作出赔偿，对他们来说也无所谓；再次，富士康公司作为一个组织，它的实力远远超过个人，他们可以采取各种方式拖延诉讼，让记者个人疲于奔命，没有金钱和精力去应对诉讼。
富士康公司用单独起诉记者的方式打压记者，试图掩盖“超时加班”的真相，向社会传递了一个危险的信号，那就是，司法程序是可以被滥用来压制言论自由的。详细>>>
“富士康”事件相关评论集锦：
资本有恃无恐 媒体有心无力
3000万，不仅是在向记者索赔
让你赔千万看今后还有谁敢曝光？
是谁把记者推到了靶心
富士康起诉记者背后的劳工权益博弈
富士康事件怎不见政府和工会的身影
试看天价赔偿案如何了结
忏悔吧，富士康忏悔吧，富士康
天价索赔前，这几个问题搞清楚没有？
要记者赔3000万，是一个噱头！
两名记者被索赔3000万元引发思考
舆论监督之难之痛的“范例”
防止监督法变成“纸上的法律”
索赔的坚挺与保护的疲软
新闻背景：第一财经日报两记者被诉索赔3千万元 本网专访当事人
台资企业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因《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其存在工人超时加班等员工权益问题，起诉该报记者王佑和编委翁宝“侵犯名誉权”，索赔３０００万元，并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日前，深圳中院已应鸿富锦公司申请冻结了王佑和翁宝的个人财产。
鸿富锦公司在民事起诉状中称：“王佑的报道未经调查核实，与事实严重不符。在业界造成极坏的影响，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名誉权和商业信誉，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
据了解，鸿富锦公司是美国苹果公司ｉｐｏｄ产品的主要贴牌生产厂。８月１８日，苹果公司向海外媒体公布，确认鸿富锦公司存在员工超时工作问题。 详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