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 菲 作者文集
假若不是《羊城晚报》记者在粤西农村“现场直击”,笔者不知时下处在开放前沿、被列为全国经济强省的广东还有一批财政状况近乎“一干二净”的村委会。这些“一干二净”村委会的尴尬窘状就呈现在公众面前:
开会,要向学校借用教室;开证明,要群众自带纸笔;没有电灯、电话,甚至由于交不起租,连村委会的办公点也已撤销,有的村委会电灯与电话也停了两年多了。
村委会“一干二净”,村官自然也与贫困划上等号。据悉,粤西有的退休村支书只有60元生活补贴,除此之外,再无其他。(见《羊城晚报》见2006年8月21日一版)这类“一干二净”的村委会是个别现象吗?恐怕不是。媒体记者在粤西走了19个村委会只是“冰山一角”,其实,在不少地方农村,也常有经济“空壳村”之传闻。
诚然,村委会“一干二净”源于集体经济“空壳”。时下,村官的工资补贴几乎来自当地镇级财政。镇财政若厚实,发给村官工资会多一些;镇财政薄弱,那么村官工资就会“水退船低”。连基本生活都保障不了的村官,又怎么能安心履行村官的职责,带领农村群众去构建和谐农村,去落实计生、征兵、殡葬、低保、水利、抢险救灾、调解等任务?连基本办公条件都不具备,甚至连为农民开具证明之类的纸笔开支都没有,又怎能为农民办事?这样的村委会在当地农民心目中份量如何可想而知。可见,解决经济“一干二净”逐步实现办公经费自给、实现村官工资自给,恐怕既是村委会的迫切愿望,也是上级官员的责无旁贷,更是新农村建设必须过的一道关。
俗语有言,叫鸡仔也得撒把米。没有米,鸡仔也不会向你靠拢。此“米”,就是必须的财力。一个两手空空的村委会,一个穷得叮当响的村官,在农民当中又有何“口齿力”?或许是很多地方吸取了经验教训的缘故,近些年来都注重在农村选择有头脑有民心有能力的能人当家。比如,重庆市巴南区于2004年启动了“经济能人治村行动”,一批企业主、个体工商户、机关事业单位的科、处级干部到基层党政组织担任“村官”。目前已有112名“经济能人”到村级基层担任党政要职。早在10多年前,广东就开始鼓励“经济能人”当村官,目前富人执掌“村印”已成当地农村一道新景观,尤其在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更为常见。在江浙一带,富人执掌“村印”的比率也相当高。这些富人、能人在当选前的施政演说中,特别强调要让大家富起来,这对村民有着巨大的诱惑力。在浙江义乌等地,富人们甚至可以以巨额捐赠的方式竞选村官,这种做法虽然遭到一些人质疑,但显而易见的好处却成了不争的事实。一些富人当上“村官”之后,也纷纷兑现自己的承诺,非但不要工资,而且乐于提供个人资产为公共资源,兴办公益事业,造福一方百姓。(见《文化发展论坛》2006年8月1日)
在农村,发展集体经济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为何多年来在不少农村却成为年复一年的难题?个中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也与一些官员观念混淆有关。时下在一些地方,每谈农村发展集体经济,总觉得不合时势,总认为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才是“潮流经济”,这其实是大错特错。记得,1990年3月3日,邓小平与中央几位负责同志关于农村问题的谈话中指出,“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并说,“这是又一个很大前进,当然这是个很长的过程”。(见《中国改革报》2006年7月25日)应该看到,时下讲发展集体经济,不是重走计划经济的吃大锅饭的“一大二公三纯”的老路,而是以农村产业组织创新为主导的新型集体经济。其实,在这方面,河南南街、山西大寨等村都作出了富有成效的尝试。在这些地方,当村官待遇恐怕不会亚于在沿海当一个公务员;而这些村委会集体家档更对农民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凝聚力。因此,村官工作年年有进步要靠集体经济年年有发展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