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有利于将经济发展速度提高，将经济总量的盘子做大，从而使个人得到更多的利益。
公平是天生的基本原则，社会公正是社会经济生活各个领域基本依据。
效率与公平问题，是理论界的热点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现在提法变为“更加重视公平”。这在思想界、理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由北京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等4家社会科学机构联合主办的中国市场经济论坛第81次会议上讨论的议题是“效率与公平”会议就改革进入新时期后的“效率与公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会议上多位专家发言，集中讨论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尤其是两者孰优孰先，并且分为截然相反的两派：一派坚持认为现在我国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效率优先应该是必须遵循的，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有利于将经济发展速度提高，将经济总量的盘子做大，从而使个人得到更多的利益；效率必须放在第一位，而且今后任何时期没有效率优先就不可能出现，也不可能维持社会公平，所以对效率优先不能产生任何怀疑。
反对的一派则指出，公平是天生的基本原则，社会公正是社会经济生活各个领域基本依据，无论是在社会再分配领域还是初期分配领域都必须遵循社会制度，按照劳动的贡献和生产的贡献不同进行分配，初步分配领域如果不重视公正问题会增大再分配的难度，从而形成整个社会的严重问题，现在中国社会的平均差距很大，中国社会的平均差距之所以扩大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不重视初次分配的公正问题就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国家发改委宏观院教授、中国改革开放论坛副理事长黄范章的观点主题是“效率优先增进公平”。他指出，效率优先问题对于市场经济来讲是生命攸关的，是市场经济生命线，因为市场经济它是竞争经济，竞争就是要效率。虽然是经济形态的发展有的时候会公平突出一点，有的时候效率突出一点，即使在强调公平的时候也不是不要效率，不要忽视不要忘记效率优先，因为经济的发展归根到底要效率，我们要把蛋糕做大就是靠效率，现在我们蛋糕没有做大你怎么分配也不行，过去我们在原有的蛋糕盘子里只能搞平均主义。
中央农村政策研究所原主任、中顾委委员、开达理事杜润生在发言中指出，发展是硬道理，先把蛋糕做大，才能够如何分配，才能给分配一个保障。要实行下一个目标就是研究GDP8000美元，先要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发展是不能一次发展成功的，是曲折的过程不断发展。社会公平是永恒的主题，不是一下子能够解决得了的，公平不等于平均主义，但是平均主义在中国根深蒂固，我们不能走平均主义的误区。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原所长赵海宽：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克服了过去计划经济的弊端，有了效率以后才真正激励了大家的劳动，因为干得好了收入就多了，经济发展加快了，还是要效率优先，我们国家还是很穷的。
追求效率不可不顾公平
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吴忠民坚决反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观点。他认为，社会公正是社会经济生活各个领域基本依据，无论是在社会再分配领域还是初期分配领域都必须遵循社会制度，按照劳动的贡献和生产的贡献不同进行分配，初步分配领域如果不重视公正问题会增大再分配的难度，从而形成整个社会的严重问题，现在中国社会的平均差距很大，中国社会的平均差距之所以扩大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不重视初次分配的公正问题就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吴忠民列举了效率兼顾公平这一提法的危害：一是轻视了现代的基本价值观，尤其轻视了社会公正观的做法，或者会延误中国社会的建设发展；二是对改革和发展两者必然会产生不利的影响；三是使中国弱势群体的改善和富裕群体利益的增进出现了对立，这样以来社会很难出现互惠互利的局面，不仅不利于社会的安全运行，甚至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会产生不利影响，这样一种状况会严重的降低中国的内需拉动力，中国的内需之所以上不去就在于社会某种结构的畸形，效率兼顾公平是适应于市场经济初期的政策的，但是这种局限性的存在使效率和公平的提法不利于未来中国的发展，所以我们应当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作出必要的校正。
国家调节不可或缺
无论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一方，或者是“追求效率不可不顾公平”的一方，都有一个共识：公平的问题，这是市场经济所固有的缺陷，是无法克服的，不是靠市场经济自身克服的，而必须靠国家调节，国家调节不可或缺。
黄范章认为，至于公平的问题，不是靠市场经济自身克服的，而必须靠国家调节。改革也好，发展也好，总是政府主导，我们的工业化发展和城市的发展，我们的各项改革都是政府主导的，西方国家可以说把效率优先交给企业了，对我们国家来讲还是政府的指导性思想。
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万典武认为：市场经济的滥用为社会不公提供了条件，人们接受教育、享受社会保障，这些方面本来是政府的责任，政府的责任退给了个人，造成个人的负担。（李富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