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作者文集

    针对此前媒体报道“六成毕业生面临失业”的说法，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负责人表示，该说法有误，会给大学生就业制造人为障碍。根据指导中心对有关省市的抽样统计显示，毕业生离校后，已有六成以上毕业生以各种方式实现就业。（8月4日新京报）

    一个并不复杂的问题，两个都近乎权威的数据，竟是天壤之别：联想之前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和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举办的“200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结果——“六成大学生毕业即面临失业”，统计数字的江湖还真是诡异。从商品房闲置率，到人均住房面积、再到消费指数等等，市场对信息的依赖使得数字信息的异化和寻租成了公开的秘密，理论上说，政府部门有及时、准确披露公共信息的义务，向老百姓提供与其自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公共信息，以平衡老百姓个体获取信息能力低下困境，但问题是：一堆打架的信息似乎比没有信息的状态更坏——它不仅消弭了权威数字的公信力，更乐观或悲观地传递着错误信息、递减着错误决策的机会成本。

    就“六成毕业生到底在就业的阵营还是在失业的困境”这个问题，我宁可倾向于之前悲观的论定，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就“与教育部门利益瓜葛”而言，之前的数据比教育部自家说法要更少利益关联、更超脱。而独立性是保证包括数据信息发布在内的行政行为的权威、客观性的前提，利益话语权下的“垄断数据”早已过时；二是“已有六成以上毕业生以各种方式实现就业”这个说法比较含混，在缺乏程序正义的前提下，注水就业率里“与学校旁小店签的就业协议”等荒唐现实算不算在“各种方式”里了呢？缺乏逻辑过程的反驳多少是无力的。

    社会心理学家告诫说：流言的强度等于事情的重要性乘以情况的模糊程度。我们无法推定“六成就业”或者“六成失业”究竟谁是李逵哪个是李鬼，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两个截然对立的数据里肯定有一个在撒谎，而谎言必然滋生更多流言。在一系列“数字武林”后的公信力游戏里，似乎有更深刻的寓意：那些“打”得热火朝天的权威数据中，似乎以房地产、医疗卫生、教育等领域的“架”最为惨烈，“统计口径”这块遮羞布已然被用得漏洞百出，更深层的原因，怕还是这些部门的数据结论有着革命性、生死性、成败性的利益关联——“屁股决定脑袋，立场决定数据”；语出多门的数据屡屡打架的背后，还与计划传统下的“数字政绩观”之流弊大有渊源，加上信息披露制度不够健全、阳光统计尚无制度保障，信息的发布缺乏审慎的规范，偏偏刚性监管又缺席，反正是数字和符号的组合，谁都可以说，多贴点金也没有“长长鼻子”的危险……

    思想家卡尔· 波普曾说：“人们需要的与其说是好的人，还不如说是好的制度。” 若要纠偏“数字武林”后的公信力游戏，我想，也应该是——先有健康的制度，才有干净的数值吧。只是，当职能部门为数据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有多少人还真正在意或者惦记那几百万正在酷暑中“通过各种方式”仍在拼命找工作的大学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