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20多年的对外开放和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改革，现代企业制度已经深入人心，但对现代大学制度我们仍然知之甚少，缺乏基本共识。
今年香港高校在内地招生的大幅增加，已成为社会热点话题和本年度重大的教育事件。《中国青年报》和新浪网的民意调查显示，71.2%的高分学生更倾向于到香港高校学习。香港高校被视为清华、北大等国内一流大学强劲的挑战者。而我认为，“香港高校VS内地高校”的命题，其内涵远远超过了所谓“顶尖高校”之间的竞争，是两种不同的大学制度的直接碰撞。
内地高校的生源大战一直很火，各地对清华、北大的竞争已经到了几乎病态的程度，一些重点高中已在竞争所谓的“北清率”，令其他优秀大学很不平。实事求是地说，上北大、清华还是交大、浙大，其实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国内的优秀高校基本是从一个模子出来的———全国大一统的行政制度、学科专业设置、教育教学模式、大学城和新校区等等。而香港高校与内地高校，可以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品种，其制度设计、教育理念、教学模式、学生管理等完全不一样。
举例说明这种区别。
1991年建立的香港科技大学，只用了短短十多年的时间便后来居上，取得了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技成果，工商管理硕士教育更进入世界前五十名，居亚洲第一，创造了教育奇迹。校园依山傍海，十分美丽，而临海的风景最佳处，是一年级本科生的宿舍，教师、校长则住在远离海滨的山地。我问过香港科大的丁学良教授，他说哈佛大学同样如此，核心区最古老的校园，住的也是一年级本科生。其理念是大一学生如同家庭中最年幼的孩子，理应受到更好的照顾。“以人为本”的理念，学生对学校的情感以及他们日后对母校的大量馈赠，是建立在这样细微的办学行为中的。比较一下内地大学，多数是把大一学生外放到荒凉的“大学城”。
简而言之，香港高校实行的是作为人类文明共同成果、在世界各国通行的现代大学制度，那是一种已经与世界主流文明接轨、现代的、开放的、国际化的教育。我国经20多年的对外开放和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改革，现代企业制度已经深入人心，但对现代大学制度我们仍然知之甚少，缺乏基本共识。简单地说，“现代大学”既不是商场，也不是官场，它的基本价值和特征，我归纳为这样几条。一是“大学自治”，也就是大学拥有具有法律地位的办学自主权。二是学术自由，这不仅是一种精神，而且是一整套的制度安排。三是“教授治学”，即在教育和学术上实行学者团体的自我管理。
四是通才教育，提供一种以培养社会领袖和现代知识分子为旨的开放、广博的教育。
五是学生自治。这一切整合起来，才是一个有社会理想、有精神价值、有创造活力的现代大学。
我在香港的大学校园里接触过一些内地学生，他们与在内地高校学习的同学多有比较，普遍感到能学到更多的东西，学习生活紧张而充实，绝对不好混，没有内地大学生常有的虚度感和厌学情绪。我观察他们与香港学生的差别，主要是在社会活动方面，他们的社会参与意愿、社会活动能力明显低于香港学生。香港大学生的考试成绩或许不如内地“状元”，但学生社团之活跃，参与学校生活和香港社会之深入，组织管理能力、社会责任感和参与能力之强，均令人刮目相看，是内地学生望尘莫及的。例如，香港中文大学学生持续开展的质疑学校减少中文课程的活动，以及反对为建大楼而大量砍树的护树活动。
目前内地学生和家长对香港高校的认知，集中在全球化背景、求职优势、学术氛围、奖学金等比较实用的方面；随着交往的深入，人们必将会认识它与内地高校全面、深刻的差异，绝不是学术水平高低这样单一的层面。因而，香港高校构成的与其说是与清华、北大的竞争，不如说是对内地高教制度整体性的挑战。中国的优秀大学正在向“世界一流”进军，面临的主要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的体制性障碍和观念性障碍。在这方面，内地高校可以向香港高校学习的很多，这是教育开放政策对内地高等教育可能带来的真正重要的贡献。我期望，今后台湾的高校也能开放招收大陆学生，如同在经济领域那样，那么，整个两岸三地都将因此而受惠。（杨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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