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时报》７月１０日和７月１９日报道说，如果一切正常的话，３６岁的卢士菊现在应该是一位正在哺乳婴儿的母亲。然而，１００天前，卢士菊在住所辖区的大岭卫生院产子时却“意外”身亡。２００６年１月７日，卢士菊以县人大代表的身份，出席过赣榆县第１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４次会议。尤其令人震惊的是，就在卢士菊死亡１００天左右，也是在大岭卫生院，第二起“卢士菊事件”再次上演，另一位产妇在该院产子时“意外”身亡……
医疗权利的分配不均衡，使得一部分经济状况处于弱势的人群缺乏相应的自信。比如说，由于不能像个富婆般去生产，所以她们只能在乡卫生院的范围内选择一个床位。这是长期以来，穷人们，或者叫做在医疗的权利上比较贫困的人们难以摆脱的一种宿命吗？
乡卫生院，一个富有历史意味的称谓。在这两起事件上，它的横空出世，以及在大岭卫生院那里已经谢了幕的情节，给社会丢下了一个长长的基层医疗权利状况的投影，这个投影包含着这些“片断”——回忆卢士菊面临抢救，情况危急时的情况，卢士菊母亲说，“俺就打电话给老伴，叫老头子找车”，葛医生当时对她说，院里惟一一辆救护车让院长开回家了，卫生院派不出车来；对于大岭卫生院１００天内接连发生两起产妇死亡事件，赣榆县卫生局副局长徐文彦表示，“一些卫生院存在管理混乱、人员素质不良”，但没有作出要予以追究的表示；“他们讲，宁愿在外花１０万块钱铺路子，也不能给你们钱，传出去丢脸”；在当地警方的介入下，家属从院方拿了５０００元“安葬费”，将尸体搬离卫生院；“俺们不想签字，但不签字他们连这点钱都不给”，卢百芳如是说，家庭经济窘迫的他们，面对每天１４０元的租冰棺费用，实在拖不起，无奈之下被迫接受条件……
够了，这些片断勾勒出了什么？不是“医改没有不成功”的表白，不是“解决群众看病难”的口号，也不是“让每一个公民都能生得起孩子并且免于危险”的梦想，而是我们对基层医疗状况之“管理混乱、人员素质不良”的担忧，也是对与“天价产房”无关的“大多数”的担忧。
更为担忧的是平民话语的被阻挡，“不想签字还是签了”和“宁掏１０万铺路也不给死者家属钱”，体现的是平民话语权的丧失，和对平民话语的轻蔑。于是，在这里，上述那个投影发生了裂变，它成为了平民追求平等的医疗权利的无力背影。
难以解释的是，前一个孕妇已经死在了由用药、抢救时效等争议因素组成的疑团中，后一个孕妇为什么仍然要以一种相似的命运死去？我不太明白只批评不处理，或者说不调查的原因是什么，但是，由这两起事件所暴露出来的平民医疗权利的贫困，已经令人触目惊心。既然很多事实还存在争议，那么不如用一个“意外事件调查”，包括一个在平民生命消失后表示悲哀而不是若无其事自辩的态度，来为平民医疗权利，包括相关话语权的进步，迈出第一步。（费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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