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看来，是否非得将香港高校与北大、清华作出一个一流二流的判断，已没有太大的意义。北大、清华非因“二流”而损其高，港校亦非因“一流”而增其大。眼下最为现实的，却是由于港校加入到内地的高招工作中来，而使得学子们多了一个可以自主选择的机会，有了一些“甜蜜的烦恼”，这才是实可称庆的。
正是这样的一种自主选择，使北京理科最高分杨蕙心在经过仔细权衡之后，已“基本确定”就读港科大，放弃北大；使浙江理科第一名卢毅放弃了香港大学，最终选择北京大学；而作为湖南省档分第三名的邹洁羽，则依然处在港大还是北大、要甜还是要蜜的“烦恼”之中……
更多的选择总是意味着更自主的生存。在此意义上，的确没人会认为这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除了面对港大“掐尖”行动，内地一些“护尖”心切的名校之外。而且事实上，内地的一些名校似乎也反应过来了，言下之意大抵都在说，港大毕竟只能招那么一点人，而优质生源依然还有很多，所以不怕。
虽说不怕，但是面对港大要“掐尖”，众多学子便望风而至的局面，则内地名校要“护尖”，还是总得拿出点办法来吧。毕竟“一流大学”还得有一流人才的支撑。而“只要稍有竞争，北大清华的一流地位就会动摇；只要一有选择，北大清华就会被放弃”的现状，也表明内地名校的内心其实并不特别笃定。因此，在港大与内地名校的纠葛上，我们的欣慰并不止于学子们多一个选择的事实，更在于通过港大的搅局，催生内地高校招生制度的根本性变革。这实在是我们所能寄予港大效应更加深远的趣旨所在。
内地高招困局何在？当局者其实最明白。近日在上海举行的大学校长论坛上，校长们俱头头是道：一曰高考成了“见分不见人”的选拔。高考利用“刚性”的分数和志愿，完成了几乎所有高校的人才选拔。二曰高考成了素质教育的天敌。南开大学校长侯自新指出，“高考自身存在弊端，某种程度上有悖于素质教育的初衷”。三曰高考选拔制度面临着何去何从的困境。近年来我国的高考改革可谓年年有新招，但效果均不尽如人意。云云。
与内地高招困局相对，港大则显示出了他们更加灵活与务实的一面。在我们的观察中，港大真正开始引人关注，其实非起于今次的强势介入内地高招领域，亦非起于一二流大学之争，而在于去年对海南高考理科“状元”、因涉嫌高考移民而不得其学而上的李洋的录取。此举不仅使得香港高校一下子高调地出现在内地考生面前，而且让我们猛然认识到，依然有一种招生形式，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性化，可以因人才而变得灵活而宽容，可以不因体制之弊而自缚手脚。
而随着更多的资讯传来，我们也的确看到了一种不一样的高招形式。近日媒体披露了香港大学面试部分讨论话题，如：老人越来越多，会对社会产生什么影响？北京2008年举办奥运的利与弊？比尔·盖茨从哈佛退学创建了微软，你认为中途退学对个人的成功好不好？如果你跟胡锦涛见面，你会跟他讲什么？等等。一位担当考官的香港大学教授说：“我们从来不在乎答案的正确与否，而是在乎学生如何表达他的答案。”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对于个性的尊重以及一种决不僵化的教育机制。而内地高招困局，一言以蔽之，恰在于僵化。
僵化从来是优秀的天敌，恪守僵化只能使优势尽失。我们可以不以一流来刻意抬高港大，也不以二流来蓄意轻薄北大清化，也并不认为这必将是一场港大ＰＫ内地名校的格局，但如果我们能够从这样的一轮生源争夺之中，以大学精神、大学使命去主动反思，进而实现从体制上推动政教分离、大学独立，则必将最大化地优化“港大效应”。 □杨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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