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丰慧 作者文集
今年头三个月,银行放贷规模已经完成全年目标的一半,全国经济增长10.3%,投资增速冲上了30%的“警戒线”,货币投放速度过快。面对这个局面国家发布了重点调控行业减速的命令,央行也开始加息。本想通过调控,来抑制经济过热、投资过快的苗头,保持经济的平稳发展。谁曾想到,到5月底,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0.3%,新增贷款占到全年的85%。不但没有控制住,反而,投资增长更快,货币投放出现脱缰兆头,经济过热已经表现出来。无奈之下,7月5日,央行再举调控“巨斧”,将存款准备金率调高了0.5个百分点。这意味着,经过半年的观察和斟酌,央行货币政策终于发出从“中性”转向“紧缩”的信号,再次对过快的货币信贷敲响了警钟。
然而,许多人士为央行调控措施能否发挥效果而担忧。其实,我国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传导速度慢、调控对象反映麻木、发挥作用有限是一个老问题了。综观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膨胀和紧缩时,利用货币政策调控的效果都不十分理想。最后不得已采取了带有行政色彩的总量控制办法,结果出现“一控就死,一放就乱”的现象。这是困扰我国经济宏观调控一直难以解开的结。
导致上述情况的原因有许多,总体来说是我国经济处于转轨过程形成的,是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导致的。从微观上说,有地方政府唯GDP目标的投资冲动原因,有银行过分强调自身利益原因,有企业利润软约束原因等等。而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师史蒂芬·罗奇认为,中国目前结构仍然分散的银行系统,是宏观调控迟迟无法到位的重要因素,央行因此难以实现政策拉力。“结构分散的银行体系”,指的是地方政府对地方银行的过度干预。“整个银行体系由大量独立自主的地方分行主导着,这通常大大削弱了实体经济传达和执行货币政策的效力。”
投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地方的项目,由结构仍然高度分散的银行体系来主导,而地方官员运用其对地方银行分行的影响力,往往比管理层或银行北京总行信用部的主管拥有更大的“话语权”(7月13日《北京晨报》)。
笔者同意史蒂芬·罗奇先生的观点。实际上,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受地方行政干预的程度已经大大减弱。但是,作为地方政府,要为当地经济发展负责,而经济发展就需要巨大的资金支持,商业银行是资金支撑的主要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地方政府要求银行支持地方经济也不为过。同时,一家银行在本地吸收存款,如果不支持本地经济,那么,吸收的资金必将调到其他地区使用,抽走了本地资金。问题在于,在国家总体经济形势与地方经济形势出现矛盾时,银行就很难做。如:全国经济过热,而某地方经济并不过热,全国出台了调控政策,银行必须执行,而经济不热的地方,要求银行继续放贷支持地方项目,这时银行就会左右为难。同时,商业银行放贷是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追求利润最大化。有时,地方推荐的项目银行可能认为有风险或者利润达不到预期,这也会产生矛盾。以上两种情况是可能出现地方行政干预的情况。当然,目前商业银行实行按行政区域的总分行制也给“干预”预留了空子。
关于史蒂芬·罗奇所说的“整个银行体系由大量独立自主的地方分行主导着”的观点,虽有一定道理,但不十分准确。现在分行的“独立自主”权力已经大大削弱。但他给我们提示了一个深刻道理。那就是金融作为现代经济运行的核心,作为一个传达和执行货币政策的实体经济,决不能分散,特别是银行体系不能分散,否则将大大影响传达和执行货币政策的效力。这已被多年来的实践所证明。
从国家宏观调控和保证经济运行稳定的角度,要求在商业银行改革和重组中,必须保持商业银行系统性、整体性和独立性。这是保证国家掌控经济命脉的关键所在。这使笔者联想到,此前关于农业银行改革的争论。有人竟然提出把农业银行按省分拆,归地方管理。按史蒂芬·罗奇的观点,这将大大削弱了实体经济在传达和执行货币政策的效力,是十分可笑和荒唐的。如果把农业银行定位为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国有商业银行,那么,农业银行作为系统性整体性强、规模大、科技手段高、管理完善完整的大银行,将会成为国家调控和掌控农村经济的主力金融机构,成为贯彻国家农村调控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传导机构。如果条件成熟上市后,这种作用将会进一步强化。
因此,四大国有银行,两家已经上市,另一家即将上市,这将更加有利于贯彻和执行国家货币政策。从这个角度说,农业银行改革必须通过整体改制,成为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唯一一家整体性系统性强的股份制大型商业银行,发挥好传达和执行货币政策的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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