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市朝阳区政府发布《朝阳区奥运功能区“十一五”发展规划》，《规划》称朝阳区将加强该区域人口规模调控，适当控制低价商品房的开发建设，减缓户籍人口增长过快的势头；以高档公寓开发建设为主，吸引高素质人才。2010年前，奥运功能区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年均1.5‰以内。(7月13日《新京报》)
在人们正为“新三座大山”愁眉不展的敏感时期，关于奥运功能区的这份发展规划无疑是在普罗大众的愤怒之火上又浇了一锅热油。至少让人想起了两个敏感话题，一是北京政协委员张惟英的“限制低素质人口进京”，二是北京房产大佬任志强的“出现‘穷人区’和‘富人区’很正常”。
“控制低价房”目的在于“减缓人口增长”，而“开发高档房”又是为了“吸引高素质人才”———政府既然将“高素质人才”等同于买得起高档公寓的人，等于也就是在宣扬“富人高素质”、“穷人低素质”。综合起来，难道不就是在规划“富人区”，并且“限制低素质人口进入”吗？
诚然，奥运功能区寸土寸金，按照市场规律，演变成富人聚居之所，应该是很有可能的。但是，在政府规划里明文指出“控制低价房”，试图把穷人从该区域“清理”出去，这却是非常可怕而且不应该的。建设部前不久还表示，土地招标要以“竞地价竞房价”(地价竞高、房价竞低)的方式进行。奥运功能区却正好相反，“控制低价房”倒成了主要目的，这显然违背了中央的政策精神，甚至有力挺房价的嫌疑。
把人们买不起房归罪于自身的“低素质”，宣扬“穷人低素质”论，这首先是一种非常不负责任的对低收入者的羞辱。素质的高低可以采用知识标准，或者道德标准，但是肯定不可采取财富标准。因为素质是一个人的“身内之物”，而财富是一个人的“身外之物”，正如成功人士获得高收入并不一定依赖高素质，普罗大众收入不高更不是因为他们素质低下。
把能买高档公寓的人奉为“高素质人才”，宣扬“富人高素质”论，同时还是在贩卖“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思想。当社会的评价标准只剩下金钱一项时，人们当然会选择放弃道德和良知，无视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律，不择手段地争当金钱之奴。这种苗头实际已经产生，并直接体现于腐败泛滥、道德滑坡、诚信缺失等社会现象，而这些是我们谁都不愿看见的，政府的“推波助澜”将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
政府规划里的“富人区”，与房产大佬嘴巴里的“富人区”，最大的不同在于，后者只是经济人对利润的疯狂追逐，前者却是公共权力对责任的公开推卸。“富人区”写进规划，刺痛了公众敏感的神经，强化了低收入者的“绝对被剥夺感”，激化了贫富矛盾。消除贫富差距促进共同富裕是政府的当然责任，任何时候都不可推卸；如果暂时不能制定有力举措遏止和扭转，那至少也不能故意加大和强化。（舒圣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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